王宠惠委婉地指责梁启超，不适应在国会接受议员的质询，羞辱议长吴景濂常常给他的难堪

王宠惠委婉地指责梁启超“既任一党魁首，理应礼贤下士，今乃欲以一纸书使人奔走，殊令受者难堪”

1901年，梁启超从檀香山回日本，闻王宠惠之名，以倨傲的语气修书一封，让王宠惠在某日某时前去叙谈。梁启超是当时海内外的大人物，正在主导将民主党、共和党和统一党三党合并为进步党的工作，很多人趋之若鹜。王宠惠收到信件后，未欣喜赴约，而是回函婉拒。在信中，王宠惠委婉地指责梁启超“既任一党魁首，理应礼贤下士，今乃欲以一纸书使人奔走，殊令受者难堪”。梁启超颇感意外，但他不以为忤，重新修书一封表示歉意并再次诚意邀请，王宠惠方才受邀赴约。这一小细节可见梁启超对年轻后进的宽容气度和王宠惠对权威的不盲从。

王宠惠不适应在国会接受议员的质询，羞辱议长吴景濂常常给他的难堪
彼时各地军阀割据，政府缺乏独立掌控的财政来源，中央政府只能仰仗军阀势力的支持。看到王宠惠施政无门，胡适提醒他“要有政策”，王宠惠无奈地表示，“我的政策只有吃饭、过节两项”。不仅如此，作为知识分子的王宠惠并不适应在国会接受议员的质询。议长吴景濂常常给他难堪，而王宠惠则只得引经据典，“接二连三援引外国学者之说，以证明己说之正确”，并羞辱吴“吾读书当然比你较多”，让对方下不来台，吴景濂愤愤不平称他是“书本上之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