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三省
胡三省曾为贾似道幕僚，意为挽救和复兴南宋江山，但贾似道对他言辄不用，对汪、胡等人的忠告忠言逆耳，且加仇恨，胡不得已间道归乡里，还要受冷嘲热讽
芜湖兵败，宋军崩溃，胡三省“间道归乡里”。从此隐居山乡，专力注史，直至去世，他晚年的处境，大约有如下几种心态。
首先是宋亡之前，胡三省随贾似道“从军江上”，多次向贾提出建议与策略，但遭到贾的“白眼”，“言辄不用”。直至局势不可挽救，只身回到故里宁海，隐居著述。因为宁海与天台两县相邻，人们不免有地域之见，而天台贾似道以其姊为皇后之力，执掌政军大权，专横欺压。宁海先则有淮浙发运使郑霖，政绩显著，声誉鹊起，贾欲加以笼络，而郑霖深恶其奸诈弄权，耻与为伍，贾因而恨之，借故将郑霖杀害（以后得到昭雪，现宁海长街西公岙郑之故里存有郑霖墓，为县级重点保护文物）。继后，又有宁海人右丞相兼枢密使叶梦鼎，与贾同朝共事，因贾一味专横弄权，要求叶梦鼎于“椠牍事，勿与其抵牾”。梦鼎答以“事有当言，难以缄默。”贾因之不悦，后为利州转运使王价平反等事，贾对叶极意钳制。叶为免祸，于咸淳八年，诏叶为少傅右丞相兼枢密使时，托病不赴，上疏后，扁舟经归宁海故里。其后，又有人荐宁海承直郎舒岳详上临安为官，贾“以其尚气简直，不肯对人作软媚状，欲以盘折抑挫，使之驯服，然后为己所用。”舒遂毅然离京回乡。如此等等，宁海仕绅议论哗然，对贾至为愤慨。而胡三省在县内此种气氛中，随附于贾似道之下为官，引起宁海部分人之误解，所以于芜湖兵溃，胡氏归里之时，有人认为不屑同情，甚或冷嘲热讽，是可以想像得到的。陈垣教授从《通鉴胡注表微》的分析，看到胡三省对南宋王朝的忠贞，对挽救复兴宋室的企望，在《通鉴注》中有充分的表露，已属无可非议。笔者从当时的另一角度思考：郑霖的含冤被杀，叶梦鼎的避祸归隐，以及舒岳祥的愤然弃官，他们耻与奸邪为伍的精神，固然可敬可嘉。但胡三省眼见南宋江山风雨飘摇，岌岌可危，而又缺乏挽救和复兴的良策，从当时的局势看，左右南宋权力唯一的人物却是贾似道，明知此人蛮横专断，如能改变其作风，采纳正确策略，局面仍有转机可能。他的“江上之策”，他的“江东十鉴”，正是因此而发，可是贾似道对他的态度，是“白眼”，是“言辄不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编的《中国通史》第五册中有一段叙述：“京湖制置使汪立信写信给贾似道说，‘今天下之势，十去八九，而乃酣歌深宫，啸傲湖山，玩忽岁月，缓急倒施。为今之计，只有二策：将内郡的兵调出充实江上，可有兵七十余万人，沿江百里设屯，平时往来守御，有事东西并起，战守并用，互相应援，这是上策。和敌人讲和以缓兵，二三年后边防稍固，可战可守，这是中策。二策如果不行，就只有等待亡国。’贾似道看后，把信扔到地上，大骂说；‘瞎贼(汪立信病一目)，怎敢这么胡说！’随即将汪立信罢免。”以后元军击溃宋军。元主帅伯颜到达芜湖，有人曾将汪立信之建议告知伯颜，伯颜惊叹曰：“江南有这般人，这般话，若遂用之，我何得至此也!”可见南宋如用良策，并不是不可挽救的。可惜的是汪、胡等人的忠告，贾似道不仅忠言逆耳，且加仇恨。胡三省对贾似道的幻想彻底破灭而“间道归乡里”之日，已是南宋王朝覆亡之时了。在此种时候，胡三省在家乡还受到某种冷嘲热讽，真是有苦无可申说。陈垣教授曰：“身之乱后，深自韬讳”，这是他当时极度痛苦的心态。
宋军崩溃，胡三省谢绝人事，隐居山乡，潜心于重注《通鉴》，面对元蒙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笼络手段，他忠于南宋，愿作遗民，不为贰臣，又惧招祸，惴惴不安，史注既成，精神重压去，心态愉悦
其次，元军入临安后，又南侵浙东，宁海亦陷入兵荒马乱之中，胡三省携带妻孥，到处避难，跋涉困顿，随时可危及生命，其苦不堪。与此同时，又先后闻知同科（状元）文天祥的壮烈牺牲，谢枋得的不屈就义，陆秀夫的负帝投海，以及其他殉国者的悲壮捐躯。历史的现实，从痛苦失望中，又激起胡氏如何正视今后余生的抉择。他只能是谢绝人事，隐居山乡，如袁桷在《祭胡梅涧先生》文中所说：“蒙昧草野，避声却影，年运而往，知吾道之愈难，写心声之悲愤，听涧水之潺。”从事 “案头今古起风雷”，潜心于重注《通鉴》的工作。这正是胡三省注史时心态的写照。
其三，时日的流逝，宋亡之后，元蒙对中国的统治已渐趋巩固，社会已开始安定，仅有的反元活动，亦趋于隐蔽。如元初杜本选编了一本《谷音》总诗集，共二卷，选录诗作一百零一首，作者三十人，多为宋代遗民，或以身殉，或遁迹山林，所作多为对宋室衰微覆亡之悲愤。元蒙统治者为了平息此种潜在的危机，对知识分子采取笼络手段。唐高祖武德元年，《通鉴》有文曰；“先是窦建德陷景城，执户曹河东张玄素以为治书侍御史，固辞。及江都败，复以为黄门侍郎，玄素乃起”。胡三省在这段文字下注曰：“史言隋之故宫，渐就任于他姓。” 陈垣教授对胡三省这两句看来甚为平淡的注文，却作了一长段议论。他说：“张玄素先辞后起，以江都之败否为衡，所谓投机耳。崖山既覆，宋遗民渐有出为告采之谋者，如日月吟社中之仇远、白挺、梁相皆是也。万季野之《元史》中《陈栎传》后云：元初南士既附，科目犹未设，一时士大夫无后进之路，相率而就有司之别召，或庠序学官，或州县冗秩，亦屈节为元，如戴表元、牟应龙、熊朋来、马端临之属。以文学名儒，或俯首以丐升斗之禄，而生平之名节不顾矣。仇、白、戴、牟之就微禄，则身之所亲睹也。易曰：‘履霜坚冰，所由来者渐’，故身之唏嘘言之。”陈氏对胡三省这段短短的注文，作了深刻的分析，已经说明了胡三省忠于南宋，愿作遗民，不为贰臣的节操。舒岳祥《阆风集》中有一诗题为“新历未颁，遗民感怆二首贻王达善、曹季辩、胡山甫、戴帅初诸君，皆避地客地”，可是戴表元帅初终于附元而去，“身之唏嘘言之”，可能正为戴等而发也。舒岳祥另有一首题为“山甫由鄞访僧复归山房”诗中，虽说胡氏此游，是“诗名留远方”，但诗的最后却劝胡“僧交非昔比，吾党惧行藏。”分明道出了既已拒元不仕，诗文言行，必须小心谨慎，以防元人之忌，这种既拒元蒙，又惧招祸，终日惴惴，长期不安，乃是舒、胡二人共有的心态。
到了暮年，胡三省的史注既成，《释文辩误》亦就，《通鉴小学》完稿。他曾对儿孙们曰；“吾成此书，死无憾矣！”他以一生的心血，终于完成了少年时代接受父命的心愿，这句话里包含着他最为深沉的慰藉！暇闲之中，仍常把读注稿，着意修改，自号为“知安老人”，扁其堂曰：“逸老”，筑室于西，扁曰“读书林”，“与诸孙徜徉其中。宾至，命酒赋诗，怡怡如也。”这段时间，胡三省的精神重压已去，心态愉悦，但却已为垂暮之年，离黄鹤之杳亦不远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