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元化
嘉定教堂附设学校，传教士以嘉定为总教堂，且在此展开“嘉定会议”
嘉定教堂特别之处是附设学校，学校有园林鱼池，地极幽静，是读书的最佳处所，后来成为传教士学习汉语汉字的地方。在此教授、学习汉语的传教士有三人留下姓名，他们是教授汉语的费奇规，学习汉语的邓玉函、傅泛际。（《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嘉定在中国天主教中的地位很重要，“西士等以嘉定立为总堂，为（教士常年）驻足之所”。（圣教杂志社编《天主教传入中国概况》，见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十六辑》）当时，上海教友虽多，但教士一二年才一至，地位比不上嘉定。
嘉定还因为天启八年（1628）中国天主教界在此召开一次重要的教务会议而大大出名。当时，在华传教士对造物主的中文译名一直沿用传教奠基人利玛窦的译法，称“天”、“天主”、“上帝”。这是我国儒家经典对万物主宰的敬称。利玛窦把中国“天”的观念说成是天主教中的“造物主”，把天主教宣传的敬天爱人与孔子“仁”的学说相比附，借助译名提出“耶儒合流论”，大大缩短了中国士大夫同洋教的距离，有利于天主教的传播。“天”、“天主”、“上帝”的译名遂为中国人接受。利氏死后，继任管理中国教务的龙华民反对利氏译名，主张一律采用拉丁文译音，不顾众多传教士和中国奉教士大夫徐光启等人的反对，于1628年在嘉定召集会议，讨论译名问题。这就是西方教史中所称的“嘉定会议”。会议还讨论中国教民祭祖祭孔是否有悖教规。出席嘉定会议的教士人数，记载有小别，台湾辅仁大学校长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记9人或10人。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杨廷筠》作11人。1992年《嘉定县志·宗教·天主教》不载人数，记有与会的8名教士姓名：金尼阁、艾儒略、高一志、毕方济、曾德昭、费奇观（应作规）、龙华民。康志杰《明末嘉定天主教开教考述》（见《嘉定文化研究》）记出席会议的11名教士的全部姓名，除上述8人外，其余人是天主教视察员李玛诺及阳玛诺、黎勃劳。我国奉教名宦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孙元化等列席了会议。讨论结果，华人教民祭祖祭孔沿袭利玛窦旧规，因为利氏认为这是中国人敬祖尊师，并非宗教偶像崇拜。对译名采纳龙氏意见，以后耶稣会不许用“天”、“上帝”称呼造物主。龙华民对此决议并不满意，认为“天主”的译名也应禁用，1631年著文重新挑起教内关于译名的争论。1633年再次集会，会议否定龙华民意见，保守利氏传统。“耶稣会士对于译名之争，到此告一结束。耶稣会中国区区长且下令焚毁龙华民所写的辩论文字，以绝祸根。”（《教廷与中国使节史》）
嘉定传教结合西方天主教和中国儒学，但后因孙元化冤死而衰落
通过嘉定会议及其前前后后的辩论活动，尊重中国文化传统，契合西方天主教与中国儒家学说，以学术辅传教的利玛窦传教方针得到重新确认，是中国教民所欢迎的。这是晚明至清初天主教大行于中国的重要原因，也是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掀高潮的重要原因。
嘉定会议前后，孙元化嘉定居宅乐在堂成为在华耶稣会重要活动场所，嘉定天主教会可望有一个美好前景。可是，1632年孙元化冤死，蒸蒸日上的嘉定教务衰落了。可以这样说，明代嘉定天主教因孙元化而开而盛，也因孙死而衰落。不过，由于孙元化开创性贡献，嘉定天主教会已扎下根基，在孙元化之后，“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至清康熙年间，华籍教士吴历能使嘉定天主教复兴，得益于孙元化的流泽余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