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伯嚭
伯嚭收到文种的贿赂，在勾践到吴国做人质的时候，暗中保护勾践，以自己的贪佞为吴国的灭亡伏下了祸根
文种求和事成，回到越国。公元前492年五月，越王勾践为实践求和时许下的诺言，毅然率领范蠡等三百人“入臣于吴”，以作人质。这一举动，简直无异于将自身送到凶残的豺虎口中，谁也无法预料，这一去究竟还有没有归国之日？所以，当群臣送之于钱塘江上时，无不垂涕、流泪而哭、越王夫人身随勾践入吴，当然更觉凄恻。
但勾践、范蠡却似乎颇有所待。因为他们知道：此去虽然凶险万分，但也未必找不到一线转机。最关键的是，早在求和之际，文种就已用宝器、美女，在吴王身边安排了一位可靠的越之“庇护神”他就是身居太宰之位的伯嚭。
当勾践来到吴王庭前拜见夫差时，就经历了一场生死攸关的极大风险。勾践“稽首再拜”，刚表明愿“执箕帚”，作吴王扫除之仆的心意，夫差已顿时怀疑起来：“勾践，你难道不再记挂败亡之仇了么？”勾践心中暗惊，脸上却依然恭敬有加：“倘不是大王您宽宏大量，臣当初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又哪敢记挂什么仇怨？”吴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侍立一旁的伍子胥，立即向吴王高声进谏：“夫飞鸟在青云之上，尚且还要用带丝线的箭射下它来，何况它已栖止在宫池、廊庭之间！今越王放于南山之中，游于不可存之地。幸而入我疆土，进我栅栏，这正是送上口来的食物，岂可以放过不吃！”
王庭上下刹时静了下来，越王勾践也不免紧张得涔涔汗出。他似乎有意无意地，盯了吴太宰伯嚭一眼。
伯嚭心中一跳。他原本以为，受了文种的贿赂，扭转了越之求和僵局，就可以抽身事外，再不必管越国的祸福了--那卖国通敌的勾当，实在是罪不可赦的呵！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勾践居然不顾生死，还要到吴国来充当臣仆，真是愚不可及。勾践之命悬于一发，又向自己发出了暗示，他能坐视不救么？倘若勾践横下心来，当堂抖出他卖国通敌的贪迹，岂不要掉脑壳？看来，这卖国的卑鄙勾当。还得再干一次了。他于是越众而出：“大王！伍子胥虽然明于一时之计，却不通长远的安国之道。您没有听说‘诛降杀服，祸及三世’的道理吗？越王既肯臣服，入执仆役之礼，理应好好对待他。大王千万不可听群小的无知之言呵！”
比起伍子胥咄咄逼人的进谏，伯嚭的话无疑更冠冕堂皇，也更动听得多。吴王满意地点头，终于不杀勾践，让他为王宫“驾车养马”。勾践夫人则提汲“给水”，“除粪洒扫”；夜晚均居于石室之中，不得擅离。
就这样一连三年，勾践君臣小心翼翼做夫差的仆隶之臣，居然不露一丝愠怒之色。吴王常暗中登高，伺察他们的行动，也没有发现任何诡秘之迹。夫差放心了，高兴地对随从的太宰伯嚭说：“那个越王，真是个有节之人；大臣范蠡，也是一介贞士！虽然处此穷厄之地，起坐之间仍不失君臣之礼。我倒真有些怜悯他们了！”
伯嚭却明白：勾践一日不返越国，就存在一日杀身之祸。倘若他伯嚭不能保护勾践君臣的安全，也就难于保证自己的贪赃卖国之罪不被揭露。所以听了夫差的话，他不禁喜出望外：“愿大王以圣王之心，哀怜这些穷孤之土，早日放越王归国才好。俗话说：‘无德不复’。大王您垂仁思于越王，越王岂敢不报答您呢！”吴王正在兴头上，便想下令放归勾践。伯嚭立即将此消息传与勾践。不料伍子胥听说夫差将赦放勾践，急忙入见，以诤言相谏：“大王！从前夏桀囚汤王而不诛，商纣囚文王而不杀，天道回反，祸转成福：商汤反杀了夏桀，文王反灭了殷商！现在大王囚越君而不加诛，臣以为您也受惑太深了，恐怕会重蹈夏、殷之覆辙呵！”夫差有所醒悟，原先准备召见越王的命令，也由此搁置下来，并复有杀勾践之意。不巧此时夫差身染寒疾，认为“禳灾宜作福事”，勾践因而暂免一死。
太宰伯嚭发现形势突变，急将消息透露给范蠡。越王忧心如焚，急催伯嚭从中援手，并答应返国以后送上更多宝器。有此重利，伯嚭焉能不为动心？即以探病为名再谏吴王；“大王！子胥之谏看似有理，其实不然：从前齐桓公北伐山戎，割燕公出境送至之地予燕，博得了莫大美名。宋襄公济河而战，不击不列阵之敌，鲁《春秋》表彰了他的仁义。所谓功立而名举，军败而德存。今大王真能赦越王返国，那可是功冠五霸、名越前古的盛事呵，又何必犹豫？”夫差听了心有所动。
三个月后，夫差之病还未痊愈，勾践从范蠡计，主动请求探视。伯嚭亲作引路人，将勾践带到夫差榻前。勾践忍辱含羞，“取夫差之粪跪而尝之”，并假意祈祷夫差病体早日康复。夫差大为感动，伯嚭乘机在一旁盛赞勾践的忠诚，并促成夫差许诺，放勾践回还越国。
待夫差病好，设宴款待勾践。子胥见吴王忘仇待敌，心中忿然，拂衣而出。伯嚭见机，谗言于吴王道：“‘同声相和，同气相求’，大王行仁爱事，仁者宜留，不仁者宜去，子胥离席，是自觉惭愧吧。”夫差点头称是。宴后三日，夫差送勾践归国。
勾践来到三律渡口，不禁仰天而叹：“嗟乎！孤之遭难，谁想到还能生渡此津呵！”不过还有一句话，勾践终于没有说：“倘若不是得到吴太宰伯嚭的庇护，我勾践恐怕早已血溅吴王之庭了！”这句话他当然不能说。因为对吴国来说，贪心的伯嚭此刻已越陷越深，再不能在卖国求贿的泥淖中自拔。伯嚭受越国的贿赂，以自己的贪佞为吴国的灭亡伏下了祸根。
勾践回国后积极发展国家实力，表面对吴王恭敬非常，伯嚭“既数受越贿，其爱信越殊甚，日夜为言于吴王”
勾践得回越国后，以文种治国政，以范蠡治军旅，他自己则“苦身焦恩，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又推行“舍其愆令，轻其征赋”，“裕其众庶”的政策，使得“其民殷众，以多甲兵”。勾践还优礼下士，招揽各地人才。这样，经过“十年生聚”，越国实力大增。
而吴王夫差将勾践放回国后，并没注意到勾践在国内休养生息、励精图治，而只是看到勾践表面上恭敬如常，又加上太宰伯嚭“既数受越贿，其爱信越殊甚，日夜为言于吴王”，夫差也就失去了对越国的防备之心，而逐渐耽于享乐。
一日，夫差问伯嚭何地可以广筑宫室，寻欢作乐。伯额投主所好，建议夫差重建姑苏台，聚集歌童舞女，以尽人间之欢。夫差欣然采纳，越国文种听说此事，立刻通过伯嚭进献良木给夫差，表面上是表示忠诚，实质上是想让吴国因修宫室而内耗民力。果然，夫差得到良木后，大兴土木，弄得吴国劳民伤财，民怨四起。文种又向勾践献计，将西施、郑旦两位美女通过伯嚭进献吴王，使他荒于国事。伯嚭当然乐于做双方的好人，以图中饱私囊。而吴王夫差也从此沉迷酒色，荒淫无度。
不久，越国谷物歉收，文种又建议勾践向吴王借粮，一来济国内之急，二来抽空吴国的储粮。勾践便派文种用重金贿赂伯嚭，伯嚭就同文种一起拜见吴王夫差。文种保证借粮后第二年丰收之时及时奉还。夫差不顾子胥的阻拦，答应借粮。第二年，越国谷粮丰收，却用文种的计谋，选择了精粟，蒸熟了还给吴王。夫差见其谷种粗大，还以为越国真守信义，下令将粟种分发给国民种植，结果当然是颗粒无收。次年吴国大闹饥荒，夫差还以为是水土不同的缘故。
伯嚭作为吴国的大贪官，害怕的并不是吴王夫差，而是忠贞廉洁的老臣伍子胥。历来的贪官似乎都不怕君王。因为君王高高在上，本就少有能体恤下情和辨察臣下之贤否的。对于他们，贪官自有一整套阿谀迎合、欺瞒哄骗之术与之周旋。
贪官的最可怕对头只有一种，那就是刚正不阿的诤臣。这类官吏人数虽不多，却代表着广大的民意，而且软硬不吃、进贿无门，实在令贪官望而生畏。
吴国之托孤老臣伍子胥，不幸正是这样一位诤臣。他足智多谋，明于治乱，疾恶如仇。在“吴越之争”的许多重要关头，一再与伯嚭争议于吴王廷上，成了伯嚭贪赂卖国的极大障碍。
伯嚭呢，自从在越王求和中收受重赂，一次次欺蒙吴王，帮助勾践度过厄难。由于始终未被发现此中隐秘，胆子便越来越大，贪赃徇私的丑事也越干越多。其贪名远播之处，甚至连孔子弟子子贡，也对他作出了如下评断：“（吴）太宰伯嚭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之治也！”
伯嚭的贪名到了如此沸扬的地步，不免感到紧张起来。倘若伍子胥从中探出蛛丝马迹，发现他暗通敌国的勾当，告之于吴王，他就罪不容诛了。必须要抓住机会，来个恶人先告状，尽早除去伍子胥，他伯嚭才能高枕无忧。
这机会也真被伯嚭等到了。
夫差自从胜越之后，以为从此可无后顾之忧，便一心想到中原去和齐晋一比高下。公元前485年，吴派大夫徐承率水师从海上攻齐，不能得利。次年夫差受鲁国鼓动，发“九郡之兵”，与鲁军联合，大举攻齐。伍子胥规劝道：“越王勾践不忘吴仇，正轻其征赋、养其甲兵，时时寻找着可乘之机卷土重来。此人不死，必为吴国祸害，现在吴国有越国，正如一个人有心腹疾病一样，而齐国的威胁，却只是疥癣微疾而已；如果大王不先对付越国，而去打齐国的主意，不是错误吗?”吴王没有听从，仍进攻齐国，在艾陵(今山东省淄博市西南)大败齐军，杀死齐军主帅国书，并慑服邹、鲁两国国君而回国。这样，吴王越来越不相信伍子胥的谋划了。
又过了四年，吴王又要向北攻打齐国。越王勾践率领军队帮助吴王，又用重金奉献太宰伯嚭。请他力阻伍子胥之谏，怂恿夫差赶快伐齐，以利于越国积蓄力量报吴雪耻。伯嚭于是更加尽心替越国讲话，吴王也总是信从伯嚭之言。将要攻齐时，子胥劝谏道：“越国是心腹之患，现在却听信它的虚伪诡诈的花言巧语去贪图齐国，攻破齐国好像得到一片石田，没有用得着的地方。希望大王放弃齐国，而先考虑越国，如果不这样，以后后悔就来不及了”然而，此时吴王夫差已是对伯嚭言听计从，而对子胥早生厌恶之心，所以当吴王出师之际，伯嚭向夫差奏请：由伍子胥出使齐国约战。好借刀杀人。不过齐国并没有上当。
待夫差在艾陵（今山东莱芜县东北）大破齐师，打了胜仗回都后，伯嚭又乘机在吴王面前说子胥的坏话：“伍子胥强硬凶暴，缺少恩德，猜忌狠毒，他的怨恨恐怕会酿成大祸害呢。前次大王想要攻打齐国，伍子胥认为不行，但大王终于进攻齐国并取得重大胜利。伍子胥因为自己的计策没被采用而感到羞耻，竟反而产生埋怨情绪。现在大王又要再次进攻齐国，伍子胥专擅执拗，强行劝谏，败坏毁谤大王的事业，只不过是希望吴国失败来证明自己的计策高明罢了。如今大王亲自出马，调动全国兵力攻打齐国，而伍子胥的劝谏未被采纳，他因此装病推辞不随大王出征。大王不能不有所戒备，这要兴起祸端是不难的。况且我派人暗中察看他，他出使齐国时竟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氏。他作为臣下，在国内不得志，在国外依靠诸侯，自己认为是先王的谋臣，如今不被任用，常常郁闷埋怨，请大王早日除去子胥，以防不测！”
其实子胥的托子于齐臣鲍牧，只是为了想保全子嗣，并没有任何通敌图谋。但伯嚭的此次进谗，妙在事出有因又似查有“实据”，夫差自然难以辨明其中曲直。当即勃然大怒，派使臣赐伍子胥“属镂剑”以自杀。
伍子胥接到赐剑自杀之令，悲愤地告诉门下舍人：“我死以后，请将我的眼睛悬挂在都城东门，我要亲眼看到越国的侵入、吴国的灭亡……”于是自刭而死。吴王听说子胥的遗言，大发雷霆，就把伍子胥的尸体装进“鸱夷”形马皮囊中，投入姑苏东南江中。让它在江里飘浮，吴国人怜悯子胥，替他在江边设立祠堂，命名为胥山(今江苏省吴县西南)。
一位苦苦撑持吴国社稷的栋梁之臣，就这样被真正“通敌”的伯嚭惨害而死。从此以后，伯嚭似乎可以放手干那贪赃误国的勾当，而不用害怕被揭露了。但他又哪能懂得，当一个国家的忠贞之臣被谗害殆尽之日，其实也就是它在风雨飘摇中即将败亡之时！这即使对于贪官，也决非是什么幸事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