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观应
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危言》始终围绕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在诸多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郑观应在诗歌与社会关系方面，主张“直记时事”、“寓意规谏”；在诗歌与感情关系方面，主张“吟咏性情”，“畅叙襟期”；在诗歌与形式关系方面，主张“不拘格调”、“不取法古人”；在诗歌与语言关系方面，主张“力扫靡词”、“文字尤贵显浅”。在近代诗歌口语化和白话化的道路上，郑观应确乎比颇负诗名的黄遵宪迈进一大步。郑观应诗歌的内容以实业诗最负盛名，它反映了振兴实业的目的、内容、措施和保障。郑观应诗歌的风格既有慷慨激昂、豪气干云的一面，又有恬淡清和、温醇朴实的一面。其诗具有“不立崖岸，不尚修饰，随事隶词，称情而言”的特点。其诗虽以直抒胸臆为主，但亦不乏形象生动、富有诗意的描绘。其诗歌在题材的开拓、触觉的敏锐、思想的深度诸方面，堪称走在同时代诗人的最前列。
他的著作《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竭力主张速行君主立宪，针对清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顽固和强硬态度，以及英国、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后的成效，郑观应愤愤说“犹谓议院不可行哉？而犹谓中国尚不亟行哉？噫！傎奕！”并主张赋予议会以“揽庶政之纲领”之权。为了君主立宪能顺利推行，郑观应还提出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内政改革，主张广办报纸，以使下隐可以上达，并对大小官员起舆论监督作用，以劝善惩恶，兴利除弊。主张改革官员选拔制度，官吏应由民选产生，淘汰冗员和年老让贤。“延聘名师，广开艺院”。认为要国强必须重视西学，发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学的新式人才的培养，他说按古今中外各国立教养之规，奏富强之效，厚本首在学校，“艺院日多，书物日备，制造日广，国势日强”。主张大力翻译西方书籍，改革科举考试，增设格致、电子、医学等新科目，录用精通西学的人才。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他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采用“兵战”和“商战”的手段来对付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法更为隐密，危害更大，所谓“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捭可敝国无形”。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既然“我之商一日不兴，由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他在书中宣称：“欲攘外，亟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因此，他提倡“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同时他指出，仅学习西方技术而不进行政治改革是“遗其体而求其用”，必将失败，必须在中国立即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该书问世后，受到知识界重视，有力地推动了维新变法思潮的广泛传播。
郑观应是改良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作为实业家在《儒家文献资料汇编》等著作中受到不同的评价
郑观应在众多中国近代史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着作中，都被作为早期改良主义思潮代表人物之一而加以历史定位。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郑观应也是一位从事近代实业开拓、经营、管理的实业界前驱；在中国启蒙运动发展中，郑观应又名副其实地是一位最先全面触及启蒙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前驱。作为实业家，郑观应的启蒙思想酝酿、成形和发展，便具有自己亲身实践的丰富经验与坚实基础；作为启蒙思想家，郑观应的实业活动便具有明晰的目标与开阔的视野。
《儒家文献资料汇编》：他朦胧地意识到，中国要获得真正的进步，必须解决体的问题。而问题也恰好出在这里。郑观应强调建立议院制度，以为能够解决体用两橛的问题，但在观念形态上，在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冲突问题时，仍强调中学具体也，西学其末也。
夏东元：郑观应是走在时代前列、观念不断更新的中国近代先进思想家。之所以说他“先进”，是因为他的思想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所迫切需要的近代化。所谓近代化，是相对于古代封建主义说的，在郑观应所处的时代，就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来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并相应地进行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改革，其中尤其是变封建专制为民主制的改革，这个“民主制”，在那时就是大多数改革家所主张的君主立宪议会制。郑观应的思想不仅与此潮流相吻合，且有不少超前设想。
赵晓雷：郑观应是近代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和实业家。他生于鸦片战争战火甫息之际，卒于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之时，一生经历了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剧烈变革，并积极投身时代浪潮，办工商实业求富图强，著《盛世危言》鼓吹改良。他的思想和活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