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观应
郑观应首先提出解决普及义务初等教育，建议广建学校，提倡，“学之大小，各有次第”的教育思想
郑观应尖锐地抨击长期以来，中国“学校之制度，人各延师以课其子弟。穷民之无力者荒嬉颓废，目不识丁，竟惘知天地古今为何物，而蔑伦悖理之事，因之层出不穷。此皆学校不讲之故也。”对于科举考试制度，他更一再加以批评，指出：“中国文士专尚制艺，即本国之风土、人情、兵刑、钱谷等事亦非素习。功令所在，士之工此者得第，不工此者即不得第。虽豪杰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于无用之时文。即使字字精工，句句纯熟，试问能以之又安国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怀柔远人乎？不能也。一旦业成而仕，则又尽弃其所学。呜呼！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天下之无谓，至斯极矣！”为适应科举而学习，“遂以浮华无实之八股，与小楷试贴之专工，汩没性灵，虚费时日，率天下而入于无用之地。”
对于如何改变这一现状，郑观应认为，首先应当广建学校，要象德国那样，“学之大小，各有次第”：首先解决普及义务初等教育问题；然后，通过通商院、实学院、技艺院深造，杰出者再入太学院学习。郑观应指出：“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十人也。然则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也，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为此，他建议：“中国亟宜参酌中、外成法，教育人材，文武并重，日本设文部大臣，并分司责任。聘中外专门名家，选译各国有用之书，编定蒙学普通专门课本，颁行各省。并通伤吏督同地方绅商就地筹款，及慨捐矩款，相助者报部奖励。务使各州、县遍设小学、中学，各省设高等大学，一体认真，由浅入深，不容躐等。”
广设学校， 郑观应更要全面改变教学内容，以改变人们的知识结构和人们的既有观念。他在《西学》一文中痛斥一此“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实是误国误民。他介绍西学分天、地、人三类。所谓天学，“以天为纲，而一切算法、历法、电学、光学诸艺，皆由天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地学，“以地舆为纲，而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诸艺，皆由地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人学，“以方言文字为纲，而一切政教、刑法、制造、商贾、工技诸艺，皆由人学以推至其极者也。”凡此，皆是有益于国计民生之学。郑观应还指出：“论泰西之学，派别条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无一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应用性强的各种学问，都以基础性的学问为根基。西学还有一个根本性特点，这就是“皆实征诸事，非虚测其理”。凡此，郑观应认为，都值得中国师法。“西法各种，西人藉以富强，已收实效，皆有程式。我步趋其后，较易见功。由西文译作中文，以西学化为中学，不及十年，中国人才无难与泰西相领顽。”为改变人们陈陈相因的习惯性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除发展学校教育外，还需大力发展社会教育。郑观应指出：“大抵泰西各国教育人才之道计一有三事：曰学校，日新闻报馆，曰书籍馆。”兴办各种报章杂志，出版各种图书，建立一大批报社和图书馆，便成为进行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盛世危言》中有《日报》篇，专论厂设日报在“通民隐，达民情”中无可替代的作用，主张各省创办臼报，以使“民心无不惬，民志无不伸”，同时，通过报纸，使诸者不逾户庭而周知天下事；有《藏书》篇，专论各省应于各厅、州、县分设书院即图书馆，“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派员专管。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入院，即可遍读群书。”
郑观应提出打破也世界隔绝的观念，利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地位的外交思想
在国际关系与中外关系上，郑观应根据其对于西方国家历史现状的深刻了解，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国际关系与中外关系。在《论公法》一文中，他指出：在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中，各国借以相互维系安宁和睦的法宝，便是共同遵守的“国际公法”。中国应该打破与世界隔绝的观念，把自己摆在万国之一的地位，利用公法维护自身的地位。
在思想观念上，郑观应认为要去掉中国人固有的“天朝上国”和“夷夏大防”的陈旧观念，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别国。如果中国能够把自己摆在“万国中之一国”的地位上，那么，万国公法就不能把中国排除在外。在国际关系上，则要打破西方列强把中国排除在公法之外的企图。
对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他力主抗争。除了军事抵抗之外，外交抗争必不可少。他对中外条约的不平等性进行了全面的检讨，涉及通商、传教、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内河航行权、外人管理中国海关等诸多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