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科
受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制以及白崇禧等人的逼宫，蒋介石无奈下野
1947年并任国民政府副主席。1948年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落选，后再度出任行政院长。1948年11月，获蒋任为行政院长。1948年11月至1949年3月，孙科出任国民党行政院长，在国民党军战略决战失败的背景下，竭力逼蒋介石下野，进行和谈寻求“光荣的和平”，以挽救国民党的统治。孙科内阁组成之时，正是人民解放军将杜聿明集团包围起来准备聚歼之际。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乘机“逼宫”，要求蒋介石下野和谈。蒋一度答应于元旦引退，在这一背景下，孙科虽也一再向“蒋总统建议和谈”，但是决定“不致立即作重开和谈之努力，而暂时采取观望之态度，以等待适当之时机”。因此，当新闻报道他已派代表到上海、香港同李济深磋商和谈条件时，他当即否认。正在孙科期待“适当之时机”到来时，中共宣布了战犯名单，蒋介石、李宗仁、孙科等都名列榜首。蒋很恼火，声称“我如不能战，即亦不能和。我如能战，则言和又徒使士气人心解体。故无论我能战与否，言和皆有百害而无一利”。于是蒋改写了自己的新年文告和有关演讲词。一方面，他宣称内战责任须由中共承担，声称他一直本着“和平建国”的一贯政策“为蕲求和平与共党委曲求全”，但是中共全面“叛乱”，他不得不“戡乱”。如果中共无“诚意”，他就“决予剿平”。孙科对此非常不满。这些表明，孙科在内战责任与和谈条件上向中共做了一点“让步”，并要求蒋下野。孙科宣称他既然“担当行政院长的重任”，就须“以最大的努力，求和平的实现”。
在孙科的压力下，蒋介石于1949年1月2日召集孙科、吴铁城、张治中、张群等人讨论与中共和平谈判问题。讨论结果是，孙科致电邵力子到宁会商进行办法，并要求他出任首席谈判代表。虽然蒋介石仍然恋战不退，但是，形势的发展对蒋更为不利。人民解放军一方面于1949年1月14日总攻天津，一方面前进到长江北岸。毛泽东选择在总攻天津的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国民党政府如果“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就须以八个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这一声明在国民党政府内立即引起反响。58名立法委员1949年1月16日联名致函孙科，认为中共既然“表示愿与政府商谈和平，此诚实现和平之适宜时机”。1949年1月19日，“未及签名”的立法委员40余人致函孙科提出同样主张。一些人则明确要求：“蒋总统完成了领导北伐与抗战的历史使命，有权利光荣退休，不必再将国事烦他。”孙科立即在1月17日召开的国民党中政会会议上出示立法委员信件，在1949年1月19日内阁会议上，他又宣称立法委员两度致函“多为和平而呼吁”，强调这是“普遍民意之所趋”，因此“应及时就此案予以讨论”。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虽然蒋称其下野是桂系逼的，但也有孙科的“功劳”。
孙科一再强调和平，后迫于蒋介石的压力被迫辞职
蒋介石下野后，孙科、蒋介石、李宗仁围绕什么样的“和平”展开了新的较量。孙科把寻求“光荣的和平”以维持国民党的统治，作为他的主要任务。桂系的首要打算是，一方面企图联合中共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一方面凭借“长江天险，拒敌渡江”，达到“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让共产党去搞，长江以南由我们来搞”的目的。如果该目的达不到，李宗仁就打算由自己与中共进行全面和平谈判，以“建立联合政府”。
1949年1月27日，李宗仁发出致毛泽东的卯阳电，再次强调以八条为和谈基础，特别是赞成商谈惩办战犯。中共表示欢迎，指出如果他立即逮捕主要战犯，“以便实现真和平真民主，那就是好的”。实际上，李宗仁此举也未成功，其原因在于遭到蒋、孙的联合抵制。孙科则一方面拒绝回南京，一方面以李宗仁曾计划迁都广州为由，声称“政府迁地办公”是“得李副总统（而非李代总统）同意”的，决非他“所可独断”。孙科一再强调“光荣的和平”、“平等的和平”，虽然是针对中共而来，也是对桂系作侧面的攻击。仅仅是桂系的压力，还不足以迫使孙科去职，孙科还遭到蒋介石的反对。在1949年2月17日，蒋就强调李宗仁既然有意调换孙科，可由其自行决定其行政院院长的人选。3月上旬，他进一步决定“对孙不勉强予以支持，如大势所趋，孙被迫辞职，只有听他辞去”。在此情况下，孙科不得不于1949年3月8日辞职，其所谓“光荣的和平”也随之烟消云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