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茅盾
茅盾认为文学创作源泉是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因此文学应该反映时代的风貌
现实主义文学观是茅盾的文学思想的核心。他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必须是时代的反映，文学创作源泉是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因此文学应该反映时代的风貌，必须反映每一历史阶段的重大事件、重大斗争。他的小说展现了从辛亥革命时期到建国前夕的中国现当代的重要历史面貌。《霜叶红似二月花》展示了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夕的江南乡镇生活，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最后一个时期留下一幅历史画卷；《虹》展示了从“五四”到“五卅”，从成都到上海的斗争风云；《蚀》展现了大革命前后从上海到武汉再到上海的斗争风云；《路》、《三人行》从中部到南部，表现了大革命失败后知识青年的苦闷和追求；《子夜》、《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提供的帝国主义侵凌下民族工业的败落与农村经济的破产的形象资料。茅盾不是一般的要求文学要反映客观生活，而是站在社会历史家的角度， 要求文学展示繁复纷纭的社会生活整体特别是其间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大变动” ，展示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和“ 革命必然取得最后胜利” 的历史趋向。从而，使文学自觉地成为真实的时代镜子和社会史诗。正如王若飞所说：“从茅盾先生的创作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的大变动，也可以看到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起落消长。茅盾先生的最大成功之处，正是他的创作反映了中国大时代的动态，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创作的中心内容，与中国人民解放运动是相联系着的”。
茅盾的文学观中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既是对社会背景的重视，以特定的历史生活浓缩为背景
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中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既是对社会背景的重视，要求将“最典型的人物事态”放置到“ 力所能及的广阔画面上” 去展现。他的小说，总是把特定的社会历史生活浓缩为轮廓和背景，涂以情绪的色彩，在人物与环境的交流中展示典型性格。如《子夜》将故事放置在20世纪30年代民生凋敝的上海，民族产业普遍受到打击，吴荪蒲在这样的背景下，性格被典型化、脸谱化，同时悲剧性的意味也随之加深。另外《春蚕》则放在20世纪30年代的江南农村，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给农民带来巨大的恐慌，故事中老通宝的形象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丰富化立体化。在小说之外茅盾也以此作为批评标准， 在文学评论《读<北京人>》中指出《北京人》等作品对围绕于人物的世界变化描写模糊的缺陷。在现实主义文学观之外，茅盾也借鉴了泰纳的写实主义、左拉的自然主义，还曾译介过一些象征主义作品，有效地择取、扬弃和融化，以引导新文学的创作，为文学表现人生这一根本目的服务。而这些借鉴和吸收的文学思想都可以在他的长篇小说《子夜》中窥见，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既恪守现实主义的本质精神而又广为吸收各种艺术流派之长，坚持原则却非自我封闭，大胆开放并不随意调和，由此走出了一条富有个性和创新性的现实主义之路。
同时作为坚实的无产阶级革命主义者，茅盾在作品中也较为强烈地表现了个人在政治上的倾向，前期主要以文学评论的方式阐述了个人在文学思想上的取舍，他吸收了欧洲的写实主义与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在其文学评论的作品中大力推广了“为人生”的艺术宗旨。以后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观，这时期以小说散文为主在故事之中有意识地表现个人的文学思想以及提供政治导向，这时期的重要作品有《子夜》、《清明前后》等。建国后，茅盾的文学创作较少而开始了大量的文艺总结，书写总结了较多的文艺理论文章，这些文章也无不在阐述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然而学界同样也有声音认为茅盾对于宣扬的这些文艺观并没有做到融会贯通，而存在一定的教条主义式的照搬。茅盾1919年底才开始接触阶级斗争学说，而1925年便仿照早期苏联文学，倡导“ 无产阶级艺术” ，这些都是在尚无中国实践依据之时确立的。在被当作法典并实行的半个多世纪中，不允许对其进行发展、修正， 缺乏一个“ 中国化” 过程，因此，长时间地被教条主义所统治。他写了大量的文艺杂论，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见解，但终究属于技巧，而非主体；属于局部，而未上升到全局意义上。他没有赵树理那样的优患意识，写出暴露极左路线的作品。也没有高尔基那样的独立性， 发表“ 离经叛道” 式的“ 不合时宜的思想” 。因此有学者也认为茅盾一生的矛盾是教条主义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