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况钟
况钟受蹇义举荐，担任当时“天下第一剧繁难治”、全国最富庶的的苏州知府之职，皇帝亲自设宴为他们送行，并支持其施政
宣德五年（1430年），受当时吏部尚书蹇义的推荐，特选他担任当时“天下第一剧繁难治”、全国最富庶的的苏州知府之职。苏州府的人口和税粮超过当时的全国任何一个府，苏州府治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定，苏州府税粮的征收情况也会直接影响朝廷的财政收入。早在宣德三年（1428），宣宗就曾就苏州府知府的人选关照吏部：“苏州府是大郡，公务繁剧，赶紧物色廉洁奉公、有才能者出任知府，贪污暴虐、残害百姓的人不能任用。”可见苏州府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宣宗选况钟任苏州府知府，说明况钟的能力和才干都得到了皇帝的肯定，况钟为官的操守也让皇帝放心。在况钟等九人赴任前，皇帝亲自设宴为他们送行，并为他们颁发了敕书。在敕书中，皇帝对他们到任后的政务进行了具体的指导，并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奏章可直达御前，也就是说可以越级直接与皇帝联系，表明了皇帝对他们施政的支持。况钟在内的九个知府奉敕书赴任，相当于钦差知府，这是前所未有的恩典。事实证明，宣宗这次直接选拔官吏非常成功。后来这九位知府大多很有政绩，况钟更是声名显赫。
况钟决定整顿吏治，裁撤平庸无能的属官，惩治贪污官员，苏州府吏治逐渐清明，百姓大多遵纪守法，还多次上奏疏请求核减苏州府重赋，允
况钟于宣德五年七月到任。况钟本人就是吏员出身，深知吏治积弊。因此，他决定先从整顿吏治入手。苏州府赋役繁重，胥吏多是奸猾之徒，最为难治。况钟到任之初，不动声色，暗中对属吏进行考察。况钟处理政务的时候，这些吏员环立在他周围请判牒。况钟假装对政务不懂，询问左右，大都按照这些属吏的意思进行办理。这些属吏非常高兴，认为新来的知府愚庸无能，糊涂可欺。三天后，况钟召集群吏，责问他们：“先前有事应该做，你们不让我做；有的事不该做，你们强迫我做。你们贪赃枉法，欺上瞒下，罪当死。”同时，他还把皇帝所赐的敕书当众宣读，其中有“属下官员有作恶害民的，你可以逮起来送到京城”的话。这些属吏听了，大惊失色。况钟一一宣布他们贪赃枉法的罪行，并将情节特别严重的几个人立刻处死。这些属吏看见况钟做事坚决果断，而且很有智谋，没有人再敢冒犯他。随后，况钟又裁撤了一大批平庸无能的属官，还惩治了一批犯有贪污罪的官员。当况钟把贪污犯和赃款押解进京时，宣宗很重视，他对众臣说：“知府是一郡的表率，身体力行必定从廉洁奉公开始。况钟肯定是廉洁的人，廉洁之后才能去贪。知府能去贪，则贪官一定会有所收敛！”果然，通过况钟的整治，苏州府的坏风气得以扭转，吏治逐渐清明，百姓也大多遵纪守法了。
况钟上任后发现，苏州府税粮过重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苏州府的税赋繁重是有历史原因的。元末，苏州府、松江府等地都是张士诚的势力范围。在太祖朱元璋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张士诚以苏州府为根据地，曾与朱元璋展开过激战。所以，朱元璋登上皇位之后，迁怒于苏州府的百姓，加重了这一地区的田赋。当时户部有些官员也认为苏州府的土地较其他地区肥沃，所以也有意让苏州府承担更多的国家财政支出。比如，当时苏州府负担的夏税秋粮有二百八十一万石，而全国的夏税秋粮总数才为三千石左右，耕地面积只占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一点一的苏州府，却要承担全国税赋的百分之九点四。百姓经济负担过于沉重，便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逃亡和土地抛荒等现象。虽然朝廷也曾下宽恤诏，减免租税，但苏州府的税粮征收已经困难重重。至况钟到任，苏州府拖欠赋税已有四年。
在工部左侍郎衔巡抚江南诸府、进士出身、同乡周忱的支持下，况钟多次上奏疏请求核减苏州府重赋。一开始，周忱与况钟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和核算，提出核减官田税粮共计七十二万多石的方案。可是户部认为核减数额过大，会对朝廷的财政收支产生影响，没有批准。之后，况钟针对昆山县大面积无人耕种而抛荒的田地请求豁免秋粮；该县沿河滨海的田地已经被水淹灌、无法种植的这部分，况钟也请求豁免，两项合计近十五万石，户部仍是批驳不准。为核减本地的税粮，况钟进行了艰巨的努力。直至宣德七年（1432），宣宗亲自过问核减官田税粮的事，况钟的请求才在户部获得通过。这样就大大减轻了苏州府百姓的负担，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况钟还为杜绝税粮交纳时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他制定了严格而统一的制度，从严管理作为税粮收据的凭证，各仓库用的簿子要编号，还要填明发给的日期，不许涂改，一式三份，便于查核，明确责任。他的建议被朝廷采纳，使税粮征收过程中出现的弄虚作假、侵吞税粮的现象大为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