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查嗣庭
查嗣庭遭遇“文字之祸”，康熙帝定其死罪，将查嗣庭戮尸枭示
查嗣庭在雍正元年出任山西乡试正主考时，试题选的是“不患人之莫己知”二句，“宜民宜人”句和“子产听郑”一章，三题都还算平正，没有被雍正抓住把柄。这很可能和雍正认为下手的时机尚未成熟有关。
雍正四年（1726年）秋天，查嗣庭受命出任江西乡试正主考时，厄运终于降到了他的头上。此科乡试，查嗣庭按照惯例，出了这样几道试题：首题是“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出自《论语》；二题“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出自《孟子》。次题两道：一道是《易经》的“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另一道是《诗经》的“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本来都是合乎规范、无疵可指的；而且那次主持乡试时行事相当谨慎，对关节的查防非常严格，考试也顺利结束，一切正常。可是，雍正却无中生有，借口“有人告发”，猛然拿查嗣庭“开刀”，实际上是蓄谋已久的事变发生了。9月13日，乡试完毕，查嗣庭刚刚离开江西南昌，北上返京，回到寓所，连行李都来不及打开，雍正便迅雷不及掩耳，来个突然袭击，下令抄查查嗣庭在北京的寓所。据《清稗类钞》记载：那天晚上，查嗣庭方醉卧家中，全家十三口，统被抓去。三天后，便以皇上谕旨的方式，急不及待地公布查嗣庭的“罪状”，将查氏“革职拿问，交三法司严审”。抄家过程中，查出“请托贿属之书札不一而足，其日记所载狂妄悖逆之语，与汪景棋相为表里”。他以钱名世获罪为“文字之祸”，显系抨击时事，故最后以“腹诽朝政，谤讪君上”获死罪。这时隆科多已待罪边疆，蔡珽案正在锻造中，雍正帝就在召回隆科多的前夕，于五年五月将查嗣庭戮尸枭示，并牵连到一些官员。
有关于查嗣庭一案的缘由，雍正帝自己说得很详细，记录如下：
查嗣庭向来趋附隆科多，隆科多曾经荐举。朕令他在内廷行走，授为内阁学士。后见其语言虚诈，兼有狼顾之相，料其心术不端，从未信任。及礼部侍郎员缺需人，蔡珽又复将伊荐举。
今岁各省乡试届期，用伊为江西正考官。所出题目，显露其心怀怨望，讥刺时事之意。料其居心，浇薄乖张，平日必有纪载。派人搜查其寓所及行李中，得日记二本，内容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语甚多。
对圣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肆讪谤。如以翰林改授科道为可耻，以裁汰冗员为当厄，以钦赐进士为滥举，以戴名世获罪为文字之祸。以赵晋正法为因江南之流传对句所致，以科场作弊之知县方名正法为冤抑，以清书庶常复考汉书为苛刻，以庶常散馆为畏途，以多选庶常为蔓草为厄运，以殿试不完卷黜革之进士为非罪。
热河偶然发水，则书“淹死官员八百人，其余不计其数”。又书“雨中飞蝗蔽天”。似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而伊公然造作书写。
至其受人属托，代人营求之事，不可枚举。又有科场关节及科场作弊书信，皆甚属诡秘。今若但就科场题目加以处分，则天下之人，必有以查嗣庭为出于无心，偶因文字获罪为伊称屈者。今种种实迹见在，尚有何辞以为之解免乎？……
朕惟以至诚待臣下，臣下有负朕恩者，往往自行败露。盖普天率土皆受朝廷恩泽，咸当知君臣之大义，一心感戴，若稍萌异志，即为逆天之人，岂能逃于诛戮。自唐宋以来，去古已远，习俗浇漓，人心诈伪，狂妄无忌惮之徒，往往腹诽朝政，甚至笔之于书，肆其诬谤，如汪景祺、查嗣庭，岂能逃于天谴乎？
查嗣庭请托贿属之书札，不一而足。其日记所载，狂妄悖逆之语，与汪景祺相为表里。而其诽议圣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逆不道之言，不可胜举。（《雍正帝朝起居注》，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条；《永宪录》续编，410～4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