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学诚
由于章学诚受儒家学说的影响，所以他并不能辩证的看待一些问题
他在《上尹楚珍阁学书》一文中说： “学诚读书著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未尝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窃附诗人之义焉。”学诚在这里说的“世教”，当然是指儒家的仁义道德学说，这正是他的历史局限所在，不过还是应当辩证看待这个问题。章学诚的这一观点，在政治上虽然是消极的，但在学术上却具有进步意义。
扭转学风
反对“桐城派” 的专讲“义法”，袁枚的专讲“性灵”。他在《文德》、《与朱少白论文》中，认为作文要“修辞立诚”，要“主敬”，所谓“敬”，就是态度要严肃；“论古必恕”，就是从事批评应该设身处地，知人论世，通情达理。在《文理》中，认为“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强调“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才是论文的前提。着重批评了舍本逐末的“文法论”。在《史德》中，认为“气昌而情挚”，才是“天下之至文”。在《答沈枫墀论学》中，提倡“文贵发明”（亦即是要有创新），“亦期用世”。在《古文十弊》中，反对“不达时势”、“画蛇添足”、“优伶演剧”、 “削足适履”等等不良文风。这些都具有针砭时弊的作用。所作的文章也疏畅条达，以议论胜。
章学诚抨击和揭露考据学以外的其他不良文风
对考据学以外的其他不良文风进行揭露和抨击。章学诚在《又与朱少白书》一文中说：“鄙著《通义》之书，诸知己者许其可与论文，不知中多有为之言，不尽为文史计者，关于身世有所枨触，发愤而笔于书，尝谓百年而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是仆身后之桓谭也。《通义》书中《言公》、《说林》诸篇，十余年前旧稿，今急取订正付刊，非市文也，盖以颓风日甚，学者相与离蛴攘臂于桎梏之间，纷争门户，势将不可已也。得吾说而通之，或有以开其枳棘，靖其噬毒，而由坦易以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也，或于风俗人心不无小补欤！”
章氏虽长于史学，但从未得到清政府的重用。因此他把自己的史学理论，用于 编修方志的实践中。编修方志在他一生活动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并使他成为方志学建立的极其重要人物。梁启超把他誉为中国“方志之祖”、“方志之圣”。1978 年代中国修志热潮兴起后，他的方志学说还被用来当作启蒙理论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