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俞正燮
关于俞正燮不第的一种说法是遭到主考官曹振镛的淘汰
这次会试，阮元在考前就非常看好俞正燮，然而命运多舛的他再次名落孙山。关于这次春闱不第的原因，通常的说法是俞正燮的试卷为曹振镛所汰。如张穆《癸巳存稿序》云：
越年春（依前文为道光十三年），仪征太傅主会试，命下，诸巨公辄相与贺曰：“理初入毂矣！”闱文出，穆为效写官之役，经义、策问皆折衷群言，如读唐人《正义》、马氏《通考》，而汰其繁缉缛也。榜发，竞报罢。已知其卷在通州王寂原礼部房，礼部固力荐之，而新安相国深嫉迂诞之学，捆束置高阁，仪征初末之见也。
又如姚永朴《旧闻随笔》卷二云：
黟县俞理初先生正燮应礼部试，总裁为曹文正、阮文达两公。文达夙慕先生名，必欲得之，每遇三场五策详赡者，必以为理初也。及榜发不见名，遍搜落卷亦不得，甚讶之。文正徐取一卷出，曰:“此殆君所谓佳士乎? 吾平生最恶此琐琐者, 已摈之矣! ”验之，果然。
周作人对此有感而发说：“清季相传有做官六字口诀曰：多磕头，少说话。据云即此曹振镛所授也。有此见识，其为文正公也固宜，其摈斥俞理初亦正是当然耳。”阮元此次会试力荐俞正燮未能如愿，究其原因，是由于他和曹振镛在取士用人标准上大异其趣。《清史稿》卷三六四《阮元传》云：“嘉庆四年，偕大学士朱珪典会试，一时朴学高才搜罗殆尽。道光十三年，由云南入觐，特命典试，时称异数。与大学士曹振镛共事意不合，元歉然。以前次得人之盛不可复继。”清史馆臣所言“与大学士曹振镛共事意不合”，虽没有明说因何事不合，但从上述俞正燮落第之事看，他们二人不合之事就已不言自明了。
关于俞正燮不第的另一种说法是汪廷珍所为
不过，还有一种说法，俞正燮会试“未中”是汪廷珍所为。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云：
理初举于乡，数困公车。某科阮文达典会试，都下士走相贺曰：“理初登第矣！”王菽原礼部为同考官，得一卷，惊喜曰：“此非理初不办。”亟荐之。是日文达适有小疾，未阅卷。副总裁汪文端公廷珍，素讲宋学，深疾汉学之迂诞，得礼部所荐卷，阳为激赏，候礼部退，亟鐍诸笥中，亦不言其故。及将发榜，文达料理试卷，诧曰：“何不见理初卷耶？”命各房搜遗卷。礼部进曰：“某日得一卷，必系理初手笔，已荐之汪公矣。”文达转诘，文端坚称不知。文达无如何，浩叹而已。榜后，理初谒礼部，礼部持之痛哭, 折节与论友朋, 不敢以师礼自居。
此说虽为野史笔乘所载，影响却很大，广为学者所称引。然而，这种说法是无中生有的，纯属无稽之谈。因为汪廷珍一生曾两任会试总裁，除了前面提到道光二年之外，还有一次是在道光三年，“总裁：大学士曹振镛、礼部尚书汪廷珍、吏侍郎王引之、户侍郎穆彰阿（鹤舫）”[8] （卷十）。而这两次会试，阮元都不在京城，更没有参与其事。至于阮元为主考、王藻为房考的道光十三年的会试，汪廷珍既不可能是“副总裁”，更不会对俞正燮考卷“阳为激赏，候礼部退，亟鐍诸笥中，亦不言其故”，因为他早在道光七年（1827）就已经去世了。
时任房考王藻在《癸巳类稿序》云：
黟县俞正燮理初，敦甫夫子辛巳再典江南省试所得士也，与同门久而不相识。癸巳春闱，余忝于分校之役，得理初卷，异之，意其为皖省宿学无疑也。既又得徐卓荤生卷，二卷根抵相伯仲，同时并荐，荤生得隽而理初下策矣。比荤生来遏，询以皖省知名士，则首举理初。因撮闱文中一二语，趣荤生亟往询之，果理初也。
由此，他发出“荤生之与理初，遇不遇各有命”的感叹。俞正燮此次的意外落第，不仅王藻百感交集，就是十年之后的阮元，与人谈起此事，“犹扼腕太息，有余恨。……所惜者，国家失此宏通淹雅之材耳。”。
俞正燮屡试不第，一是跟他的个性有关系，二是与他所答内容有关系
对于俞正燮的“数困公车”的真正原因，除了前面提到曹振镛所谓“吾平生最恶此琐琐者”，不喜欢考据文章之外，后人还有其它猜测之词。如前文所述，一是很可能和俞正燮的性介不苟流俗的性格有关，如陈东辉指出，“俞正燮的会试落第与他这种不与俗谐、特立独行的脾性不无关系。用现时流行的说法，可以称之为不受世俗牢笼的知识精英”；二是更有可能和俞正燮的答题内容有关，如萧箑父、许苏民认为：“俞正燮的情理观，多借发挥经义、就事论事来表达。《癸巳类稿》中有《节妇说》、《贞女说》、《妒非女子恶德论》等文，分别对传统的‘节烈观’、‘七出’的道德戒律以及纳妾、强迫妇女裹足等罪恶的制度和习俗作了激烈的批判。仅由此看来，他的仕途不遇，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总之，俞正燮怀才不遇，人到中年后才去参加科考，绝非情愿，实属无可奈何之事，因为“在那个年代，参加科举考试是知识分子们共同奔走竞逐之人生道途，只要有可能，都想去一试身手，冀希鲤跃龙门，俞正燮自然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