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俞正燮
俞正燮从十八岁就开始著书，一生都在勤于治学
俞正燮一生勤于治学，萃力经史，“读书过目不忘，书无不览，著作等身”。他从十八岁开始著述后，至死不休，《俞理初先生年谱》云：“与句容王乔年同撰《阴律疑》，是为先生试行著述之始”。不久，他开始离乡出游，《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三 俞正燮传》记载：“年二十余，北走兖州谒孙星衍，时星衍为伏生建立博士，复访左氏後裔，正燮因作《丘明子孙姓氏考》、《左山考》，星衍多据以折衷群议，由是名大起。”尤其是他“自留京以来，海内文学儒林之士，以著述相延，手成官私宏巨书不自名者甚多”，如他“曾为张芥航河帅修《行水金鉴》，数月而成。”。
由此可见，由于俞正燮家境贫寒，加之科场困顿，从未做过一任小官，为了养家糊口，他只能谋食四方，“乞米书频负”，“南北饥驱，踪迹无定”，直到离开人世，终身为达官贵人编书校书，过着负笈佣书的生活。前人就已指出：
俞正燮，心精力果，文章敏捷，海内文学之士，群以著述相延，手成官私巨书，如《钦定左传读本》、《行水金鉴》及前果勇侯杨芳《六壬书》，多该举人校正，不肯署名。
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他“一生多在贫困中度日，年二十余即饥驱南北，旅店篝灯，蓬窗安砚，船唇马足，劳苦著述，以易粟米，故生平著述，除《癸巳类稿》二百四十九篇，《癸巳存稿》五百五十六篇外，其余著作，全由他人收买或托其代作，顶名出版，世间且不知此种作品亦为俞氏所著述”。
由于佣书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虽“手成官私巨书”，却是“借刻他人姓氏”，因而俞正燮所编校之书有些已无从知晓。现仅能考见的，据于石《俞正燮编纂与批校书目考》一文介绍，主要有：为大学士彭元瑞、编修刘凤浩撰辑《五代史记补注》；为时任会典馆总纂的户部给事中叶继雯编修《大清会典》；为湖南提督、果勇侯杨芳校正《六壬书》；为黟县知县吴甸华编纂《黟县志》；为户部侍郎程恩泽等校订《钦定春秋左传》；为南河总督张井编纂《续行水金鉴》；为礼部侍郎陈用光校订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为时任两湖总督的林则徐编纂《两湖通志》, 并校订林氏先人的书稿；为时任吏部侍郎的祁离藻校订《影宋本说文系传》、《三古六朝文目》；先后为时任山东督粮道的孙星衍编撰《古天文说》二十卷, 并辑校纬书。此外，还有《宋会要辑本》五卷，《校补海国记闻》二卷，编纂《说文》、《部纬》各一卷，以及批校《书集传》、《文选》、《礼记集说》，等等，总共有近二十种之多。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俞正燮著作除了《癸巳类稿》、《癸巳存稿》各十五卷，以及上述为他人佣书近二十多种之外，还有他的《四养斋诗稿》。诗稿由他的侄子懋麟于咸丰二年(1852)刊行，程鸿沼《四养斋诗稿题记》云：“右诗三卷，俞理初夫子遗稿也。令子怀方属编目录，令侄伯申校字付样而属识其后。夫子之诗，散佚多矣，此仅有存者。” 这篇题记所署时间为“咸丰二年三月朔”，则该书出版时间当在其后不久。
在关于俞正燮治学特点和学术精神方面的相关介绍
通考俞正燮的学术精神和治学特点，有三方面值得称道：一是心系国家盛衰、社稷安危，筹远通今，有着强烈的经世旨趣；二是高度关注民生问题，尤其同情妇女；三是通经史百家，尤以考据见长，既博且杂，精益求精，而这些其实都和他佣书有着密切关联。正因此缘故，俞正燮才能方便出入大内府，查阅到大量的邸报与档案资料，且时常来往于官宦之家，耳闻目睹，更多了解到军国大事、时政要闻，以至“尤熟国家掌故”；也因他身为佣工，来自社会底层，了解民众，才能对弱势群体寄予无限同情，从而“认识人权”，提倡男女平等；还因编书校书之需，他熟谙典籍，“博综九流”，从事文字训诂、名物解释、典制考索、史实纠谬，以及文献辨证、资料汇纂，故而“长于局部考证” 。
那么，又应如何看待俞正燮的佣书生涯呢？于石说：“俞正燮是笔耕为养，佣书成材的学者，这在我国学术史上是不多见的。”诸伟奇还进一步认为，“这种为人作嫁的佣书生涯, 突显了像俞正燮这样出身社会中下层的知识分子, 其学术能力、智力付出与现实学术地位的差异。然而, 俞正燮浩博的学识，正是发轫并成就于编校各种各样的书籍之中，其代表作《癸巳类稿》、《癸巳存稿》，便是其佣书心血的结晶”。可以这么说，正是俞正燮一生佣书为业，成就了他清代著名思想家、考据学一大宗师的学术地位。
总之，俞正燮个性鲜明，与众不同，他虽一生穷顿，颠沛流离，且怀才不遇，数困公车，只得寄人篱下，佣书为生，命运多坎坷，却能气定神闲，泰然处之，实为难得不易；尤其是他博通古今，好学深思，勤勉著述，嘉惠学林，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更是值得我们尊敬。俞正燮不愧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可以被称之为人杰”的布衣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