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包世臣
包世臣生活贫困，仍为国呼号，写下《歼夷议》，想要歼灭英军
包世臣相当重视镇守长江战略要地——圌山，一再驰书为嘱。后来，奕经部属飞调路过南昌向他询事时，他甚至专为“绘圌山图帖，说以防守之方甚具”。而腐朽无能的奕经当时伙同耆英、伊里布正在热衷与侵略军“议和”，对他的圌山“防守之方”根本不可能引起重视，“以致夷船直抵白门”。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六月底，英舰八十余艘进逼南京。当时，包世臣寓住南京，过着“守贫乐饥”生活，“专以卖文售字为生”，仍满怀爱国壮志，热忱奔走，呼号民族救亡，不能自已。他深入当地清朝驻军，“遍过其营，讯问士卒”，了解河南和徐州兵“尚有气可鼓”，在清军军官中尤以河南总统游击陈平川，“勇而尚义，廉而轻死”，因而与他联络结交；同时，又千方百计向“上船为市”的小贩，了解英军舰队敌情，得悉七月二十二日英军头目将入城赴宴。他认为“逆夷骄纵至是，有机可乘”，于是，连夜写了一篇《歼夷议》，提出全歼英国侵略军的作战方案。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利用英军骄纵懈防的机会，以设宴其大小头目为缓兵之计，重赏招募敢死志士二百人，暗藏炸药在柴菜担内，上舰入舱炸毁机械；临江清军开炮助势配合，劲兵从太平门和神策门出动，分别兜剿蟠龙山、卖糕桥、白土山各地骚扰的英军；事先，从无锡和丹阳派兵会于圌山，并在仙女庙用木栅扎数十小筏，载芦覆沙，截圌山隘口，断其走路；而长江上游则从芜湖派兵沿江下压，杜其窜扰，使“万逆同歼，片帆不返”，实现“转祸为福，振威雪耻”。
《歼夷议》不被朝廷采纳，后来因为触犯了反动势力的利益被打击
《歼夷议》写成后，包世臣密交陈平川上院转呈，而当道者却以“和议可成，不宜失信夷人”为词，拒不采用。爱国军官陈平川“气忿呕血，一病几殆”。歼夷议既不行，包世臣本想毁稿，后来，他考虑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野心不死，“诚恐深入长江，事或再有”；又鉴于“三元里义民，被毒不甘，集乡人歼其渠魁”“沈山头义民，愤切同仇，再破其火轮兵船，夷匪不敢言复仇”，使他深信“草泽中固大有人在”，英雄的中国人民必定能“为国家留千里干净土”。因而“仍存此稿，以俟来者”。因而《歼夷议》是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重要历史文献，它凝结、闪烁着包世臣反侵略爱国思想的光彩。
鸦片战争后，包世臣主张省刑薄敛，固结人心，物色人材，吊死问疾，要求起用爱国将领，以振作“强者之气”；同时，积极揭露、抨击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日益加深着中华民族的灾难。在战后几年间，他一再提到洋布的销行对上海附近松、太地区手工纺织业的破坏作用，丝、棉纺织业“皆不偿本”，商贾“生计路绌”，加剧银贵米贱，使“官民均苦”。他认为“推原其由，皆由银贵”。他痛斥外国侵略分子破坏中国主权的活动和那些惧外、媚外的投降派官僚对之不敢过问的可耻行径，指出“夷人鼾卧榻之侧，卖盐卖硝，明犯大禁，而封圻率破例受如恐后!”这表明了包世臣此时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逐步深入的新认识。较之同时期的其他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他的一些认识要更深刻一些。
由于包世臣率先指陈时弊，积极提倡改革，触犯了腐朽的反动势力的利益，因而遭到顽固派和一些有权势人物的打击，其中例如拥有数千顷土地的大官僚两江总督百龄，不仅把包世臣逐出幕府，而且“遍致书中外三品以上”的官员，对他加以诋毁。从包世臣一生不得志的坎坷境遇，可以看到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中有识之士提出改革主张坚持爱国立场的困难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