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远大法为己任，远越葱岭，西行求经，对基他经教也是极力推广和弘传，死后得到数朝帝王追封谥号

慧远以大法为己任，远越葱岭，西行求经，将禅修之法作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介绍
大师自从道安法师受业以来，即以大法为己任，有感于江东地区经典未备，律藏残缺。居庐山后，即派遣弟子法净、法领等远越葱岭，西行求经。而且只要听说有梵僧来华，便殷勤请入山中咨教。

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西元391年)，北印度礓宾沙门僧伽提婆南游到浔阳，大师即遣弟子迎其入山，请译《阿毗昙心论》四卷与《三法度论》二卷。并为此二论作序，明宗举旨，大力提倡，遂开江东地区毗昙学之先河。
东晋隆安五年(西元401年)，迦毗罗卫国佛陀跋陀罗及其弟子慧观等入庐山，大师亦请其译出《修行方便禅经》二卷。此部禅经按不净观、慈悲观、因缘观、数息观和界分别观等五种观想，将禅修之法作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介绍，较之早期安世高、鸠摩罗什所译传的禅法要显得更为完善。
此外，大师对于律藏经典也颇有研习。梵僧昙摩流支入关中时，曾应大师之邀，将姚秦时弗若多罗译传未尽的说一切有部之《十诵律》补译完整，使之成为善本。以上只是举其数端而已，没有列明的还有很多。《净土圣贤录-慧远》一章中有云：“所有经律，出诸庐山，几至百卷。”由于大师对于译经事业推波助澜所表现出的显著成就，梁代释僧佑在《出三藏记集-慧远传》中赞叹道：“葱外妙集，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者，远之力也。”给予大师很高的评价。

慧远虽归心净土，但对基他经教也是极力推广和弘传，死后得到数朝帝王追封谥号
慧远大师，自身虽归心净土，然对于其他经教，也都满怀热忱地推广弘传。东晋隆安五年(西元401年)，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一带 )高僧鸠摩罗什法师被迎请到长安，大师早闻西域罗什法师通经达教，故派使者致书问候，信中有说：“是故负荷大法者，必以无执为心；会友以仁者，使功不自己。”罗什法师亦早闻东土慧远之名，在回函中大为赞叹：“经言，末后东方当有护法菩萨，绐哉仁者！善弘其事。夫财有五备：福、戒、博闻、辩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未具者疑滞，仁者备之矣！”此后十余年中，大师常致函请教经中大乘深义。罗什法师也都欢喜地为之解答，彼此皆以诚善之心，相互切磋学修心得。后来，大师根据与罗什法师的交流，着有《问大乘中深义十八科》并《罗什答》二卷。后改名为《大乘大义章》流通于世。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西元405年)，罗什法师在长安译出了百卷巨著《大智度论》。当时后秦国主姚兴也特意遣使送论往庐山东林请大师作序。大师认为此论卷数众多，文繁义隐，不易研习，经过深入探研后，将之加以删节，成《大智论钞》二十卷，并撰序文。另外，大师曾造《法性论》二卷，阐述泥洹常住之义理，送与罗什法师过目，罗什法师看了以后，给与高度评价，赞叹说：“边方未见大经，便暗与理合”。又有《卢山集》十卷遗憾的是《法性论》已散失未传后世。此外大师的另一部名著是《沙门不敬王者论》，该论共有五篇，专门针对晋室要臣桓玄所提出的“一切沙门对皇家王者尽敬”说而撰写。桓玄极为钦佩大师的为人，所以在决议之前，先去信庐山征求大师的意见，于是大师便写下了这部名著。大师在论中，事理并举，情理结合地作了详明而又恳切的问答，提出了“袈裟非朝宋之服，钵盂非廊庙之器，尘外之容不应致敬王者”的观点，使得桓玄只好作罢。此番问答在中国佛教史上留下极为深远的影响。桓玄非常仰慕大师的德行，一次在过访浔阳时曾致书请大师归俗从政，但被大师以坚正之辞回拒了。后来，桓玄下令甄别沙门加以沙汰，命令其属下：“沙门有能伸述经诣者，畅说义理或禁行循整者，足以宣寄大化，其有违于此者，悉皆罢道。”唯因尊崇大师，“以庐山为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列。”
正因大师德高望重，所以在传播佛法的过程中，得到了东晋当时各方统治势力的支持，江州剌史虽历届不同，但都和大师结交甚好。西元392年，殷仲堪任荆州剌史时，曾上庐山拜会大师，共论《易》体。西元399年，桓玄灭殷仲堪于荆州，也曾往庐山面会大师，讨论《孝经》。西元405年，刘裕与何无忌(何镇南)等诛杀桓玄后，何无忌本人也亲临庐山慰问大师，之后又作《难袒服论》与慧远商量沙门袒服一事，何无忌以为《老》《礼》诸典中，均明“右”为“凶”“丧”之义，而沙门以右袒“寄至顺”“表吉诚”，有悖于中土之名教礼制。慧远大师作《沙门袒服论》给予解释说道：沙门之所以右袒，是从形象上方便于将沙门与俗人加以区别，并有利于沙门脱离世俗名教礼制的限制而安心出家修道。这符合佛教的礼制与教条。论中说明从外相上来说，佛家与名教儒家是有差别，但最终目的二者是一体的。所以内外礼制虽然不同，但是“内外之道可合”。这一理论将儒家名教的政治理论，佛家的济世思想，以及道家的出世学说作了相互协调，有利于当时朝野接纳佛教思想，为来源于异域的佛教，能更好地在中土大地生根发芽，茁壮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大师幼时即“博综六经”，文学基础深厚。居庐山数十年间，也常咏诗作偈以遣闲。大师的诗集《庐山东林杂诗》及《报罗什法师偈》、《万佛影铭》等文，不但文笔空灵，辞藻也很精美，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还有《妙法莲华序》、《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统经序》、《念佛三昧诗集序》和《辨心识论》等，也显露出美妙的文笔底蕴与高深的佛学修养。其中大师撰有两部专门探讨轮回报应说的论着 --《明报应论》与《三报论》，论中提倡的“神不灭论”“善恶有报”等观点，具有鲜明的中土佛教特色。此外，尚有一些序、赞、论、诗、铭、记、书信等，大多收集在《出三藏记集》、《弘明集》、《广弘明集》、《大唐内典录》和《高僧传》中。
慧远大师门下弟子多达百余人，性情各异，学修不一，多才多艺者不乏其人。有善应讲席者如：其弟慧持，深受晋卫将军琅玡王司马冶之敬重，曾应豫章太守之邀请，讲《毗昙》《法华》二经。又曾到建康(南京)参校《中阿含经》的译文；有修戒行禅者如：法安，于新阳(今甘肃秦安县东南)建道场，弘化一方，后来入蜀，深受当地僧俗所推崇；有著书立说者如：慧观，撰有《法华宗要序》、《辩宗论》、《论顿悟渐悟义》、《十喻序赞》及诸经序等。并且善习戒律，尤精《十诵》；有通经达教，志专净业者如僧济等；有善工技艺者如：慧要，惜庐山无刻漏以报时，便于山泉池中，制作十二叶芙蓉，随顺流波自然转动，以定昼夜六时，片刻无差。据传他曾制木鸢能飞百步。此外，原是苻秦卫将军的昙邕，自师慧远以来，十余年间，长途往返于庐山与长安之间，为慧远与罗什作信使。庐山与长安两地远隔，又值多事之秋，二位高僧能够声气相通，互论经教，全赖此人之力。还有道祖、僧彻、昙顺、道汪等，皆为有修有学之士。在辅佐慧远大师弘经演教，住持佛法，或自行化他诸多方面，都展示出非凡的德能，极为生动地丰富了东晋佛教的内涵。
慧远大师在他自身修持及弘传“观佛”、“念佛”净土教法上有着显著成就。自身修持得力，在澄心系念中，证得念佛三昧，临终示往生相得生净土。在《净土圣贤录》慧远一章中有如是记载：“义熙十二年(西元416年)七月晦夕，于般若台之东龛，方从定起，见阿弥陀佛，身满虚空，圆光之中，有诸化佛，观音势至左右侍立。又见水流光明，分十四支，回注上下，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佛告远曰：‘我以本愿力故，来安慰汝，汝后七日，当生我国。'”之后大师对侍立两旁的弟子法净、惠宝说：“吾始居此，十一年中，三睹圣呤相，今复再见，吾生净土必矣！”果然事应其言，于八月六日端坐入寂。慧远大师以亲身经历，验证念佛可生净土之不虚，感召后世依从净土教理，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之僧俗人等，不计其数，而依法修持得生极乐者亦难枚举。弥陀净土之信仰日后能够得以广泛地流行，净土一教得以日益兴盛，实出于慧远大师之功。大师一生志心弘教，德感朝野，晋安帝义熙年间，帝室下诏赐号“庐山尊者”“鸿胪大师”及“白莲社主”。基于慧远大师对佛教作的巨大贡献，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得到数朝帝王追封谥号，也可谓是在情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