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慧远
慧远弘护佛法，尊严僧格，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
远公大师出家后，卓尔不群，发心广大，“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精进为道，无时或懈，道念日纯。道安大师常常赞叹说：“使佛道流布中国的使命，就寄托在慧远身上了！”于此可见远公的器识超出常伦。远公二十四岁时，便开始升座讲经说法，听众有不能理解的地方，远公便援引庄子的义理为连类，采用格义方法，令听众清楚地领悟。
由于这种讲经的善巧方便，道安大师便特许远公阅读外道典籍。远公讲道之余亦勤以著述，相传鸠摩罗什大师读到远公所著《法性论》后，大加赞叹云：边方未见经，便暗与理合，岂不妙哉！
在弘法传道的过程中，许多人皈投到远公座下。东晋太元四年（公元379年），道安大师为前秦苻坚所执，往长安，其徒众星散，远公率领弟子数十人，打算去广东罗浮山，路过浔阳（今江西九江），见到庐山清净，足可以息心敛影办道，于是驻锡庐山的龙泉精舍。时有远公的道友慧永，对刺史桓伊说：“远公刚刚开始弘法，就有很多的徒众来亲近他，将来一定有更多的学者来追随他，如没有一个比较大的道场，那怎么行?”桓伊听了这话，发心建造东林寺。远公自此以东林为道场，修身弘道，著书立说，三十余年迹不入俗，影不出山。由于远公的德望，当时的东林寺成为南方佛教的中心。天竺僧侣，望风遥仰，“东向稽首，献心庐岳”。庐山东林寺与长安逍遥园鸠摩罗什译场，作为南北二大佛教中心，遥相呼应。佛教以为万法皆由因缘所生，无自性，所以是“空”；其说显然有极大的缺陷，如说缘起性空，果从因来，构成此果之因又是由前因所成，如此层层相追，则构成万法之第一因如何而来？如仍有诸前因、诸前缘，则非第一因；如无前因，则是无因之果；缘起说既不可采，而谈空说有，又同其偏执。中土的佛学则大量地采用了老庄道体说；也由于吸收儒道思想以入佛，方能使其思想渐至圆融，日以壮大。支遁、道安、慧远、道生、僧肇等人，就是西晋末至刘宋时期的佼佼者。
慧远十分注重僧格的尊严，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阐述僧人不礼拜帝王的道理
远公作为一代佛教领袖，十分注重僧格的尊严，针对当朝某些官员提出沙门应礼拜帝王的说法，着《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阐述僧人不礼拜帝王的道理，高标出家修道的胸襟，云：“出家者，能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夫然者，故能拯溺俗于沉流，拔幽根于重劫，远通三乘之津，广开人天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固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王之恭而不失其敬也。”远公于此推重出家的志向，赞叹修道的功德，无非欲令世人具敬僧之心，亦令僧人自尊自强。由此，远公严正声称：“袈裟非朝宗之服，钵盂非廊庙之器，沙门尘外之人，不应致敬王者。”可谓掷地有声，凛然刚骨，力争僧格的尊严与独立。迫使篡位的桓玄，下诏书确立僧人不礼敬帝王的条制，自此便成为中国的规约。
远公志逾丹石，不畏权势，心量广大，惟道是从，保持着崇高的僧格形象。试以二例为证。其一，晋安帝自江陵回京师，辅国何无忌曾劝远公在江干候迎，远公称疾不行。安帝不特不以此为忤，反而来信安慰远公，谓“知所患未佳，其情耿耿……法师既养素山林，又所患未痊，邈无复因，增其叹恨”。其二，桓玄征伐殷仲堪，行军经过庐山，要远公出虎溪一见，远公亦称疾不堪以行，绝不破例出虎溪去见宾客，桓玄只得自己入山。起初桓玄傲气十足，不肯向远公敬礼，哪知一见远公的严肃神韵，不觉自然而然地致敬起来。桓玄问：“不敢毁伤，何以剪削? ”远公答云：“立身行道。”桓玄称善。桓玄的问难基于《孝经》中“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以此经文非难慧远“剪削”（剃发）为僧的行为，置对手于“不孝”的地位。远公“立身行道”的答语也出自《孝经》，言简意深，令桓玄十分佩服。桓玄下山后对左右随从说：像远公这样的人，实是我生平所未见过的，的确是个高僧大德!其后桓玄沙汰僧众，特对他的僚属说：“沙门有能申述经诰，畅说义理，或禁行修整者，始可以宣寄大化。其有违于此者，悉当罢黜。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远公为此致书桓玄，广立沙汰僧人的条制，桓玄悉皆遵从。由此可见远公感化人之深。远公具深厚的摄受众生之婆心。陆修静乃异教学者，而远公送过虎溪，不以人而弃其言。陶渊明耽湎于酒，而与之交往甚密，欲其参加莲社，简小节而取其旷达。朝廷叛军首领卢循，远公执手叙旧，慈怀平等。足证远公荷负至教，垂裕天人。祖师风范，高山仰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