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羊祜
司马炎改封羊祜为征南大将军，一心为伐吴做准备，时机到了上疏请求伐吴。
羊祜在边境，德名素著，可在朝中，却每遭诋毁。他正直忠贞，嫉恶如仇，毫无私念，因而颇受荀勖、冯紞等人忌恨。王衍是他的堂甥，曾来见他陈说事情，言辞华丽，雄辩滔滔。羊祜很不以为然，王衍拂衣而去。羊祜对宾客说：“王夷甫方以盛名处大位，然败俗伤化，必此人也”。西陵之战，羊祜曾要按军法处斩王戎。所以，王戎、王衍都怨恨他，言谈中常常攻击他。当时人说：“二王当国，羊公无德”。
咸宁二年（276年）十月，司马炎改封羊祜为征南大将军，恢复其贬降前的一切职权，开府仪同三司，可以自行辟召僚佐。当初羊祜便认为，要想伐吴，必须凭借长江上游的有利地势。当时吴国有童谣：“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羊祜听后便说：“这一定是说伐吴必是水军成功，只是要考虑哪个人应童谣中的名字。”正逢益州刺史王濬被征召任大司农。羊祜发现王濬的才能可当重任，而王濬的小字又是“阿童”，正应了童谣之言。而当时在西晋朝廷内部，王濬是个有争议的人物。羊祜极力肯定王濬的军事才能，主张济其所欲，充分发挥他的才能。
羊祜本人也命令部将缮甲训卒，广为戎备。经过七年的练兵和各项物质准备，荆州边界的晋军实力远远超过了吴军，而两年前吴军主帅陆抗病死，吴国境内又因为吴主孙皓的高压统治使各种矛盾日益激化。这表明晋灭吴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
羊祜不失时机的上疏请求伐吴，奏疏说：“先帝顺应天意人心，西平巴蜀，南和孙吴，海内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人心安乐。而吴背信弃约，使边境又生战事，国家气数虽是天定，而功业必靠人为，不灭东吴，则士卒百姓无安宁之日。完成统一大业，也是光大先帝功勋，实现无为而治的举措。尧伐丹水，舜征三苗，都是以使宇内安宁，停止兵乱，民众和睦为目的的。当年平蜀之时，天下人都以为应当一并灭吴，而蜀灭至今已十三年，这算一个周期，灭吴的日子应在今天了。
羊祜多次上疏请求伐吴虽然受到司马炎的准许，但遭到了多数大臣的反对。
而议论此事者常说吴楚在盛世最后被征服，在乱世最先强盛，这是诸侯纷争的时候，当今天下一统，不得与古时并论。有些说法只适用于大道理而不知权变，所以出谋略的人很多，而可以作为决策的就少了。凡是凭险阻而得生存的国家，是指它的实力与敌国相差不多，有力量固守。如地位轻重不同，强弱相差很大，那智士的计谋也不能救它。险阻的地势也不能保它。蜀国地势不是不险要，高山上接云霓，深谷不见日月，关隘险道，束马悬车方能通过，有一夫操戈，千人莫挡之势。
然而灭蜀进军时，蜀国好像连一道篱笆都没有，我军斩将夺旗，斩杀敌军数万，乘胜席卷蜀地，直捣成都城下，汉中一带的蜀兵，像鸟栖于巢一样不敢出动。这也并非蜀人不愿战，实在是力量不足与我军抗衡。到刘禅投降时，蜀地各营垒官兵便悄然四散。目前江淮的难渡不会超过剑阁，山川的险要不会超过岷山汉水，孙皓的暴虐超过刘禅，吴人的贫困甚于巴蜀，而大晋的军队多于前世，军饷兵械多于往日。不趁此机会平吴，而屯兵据险相守，使士兵役夫日夜辛苦于战争徭役，旷日持久。
这种状况不能维持长久，应当及时定夺，统一四海。如果率领梁、益两州军队水陆并进而东下，荆楚军队进逼江陵，平南、豫州军队进攻夏口，徐、扬、青、兖等州军队进军秣陵，击鼓摇旗作为疑军，多方齐进，使敌军虚实难辨，以东南一角的吴国，抵挡天下大军必然兵力分散，人心慌乱，各种军需紧急难备。这时巴、汉军队顺流而下，直捣空虚腹地，一处陷落则全境震动。吴国国土沿江，没有前线后方之分，东西数千里，处处设防，战场广大，不能安息养精。孙皓肆意妄为，与下属互相猜忌，名臣重将失去信心，所以像孙秀这类人都害怕威胁而来投降。将帅疑于朝廷，士卒困顿于战场，没有保国安民之计，人心散乱，平时即有叛离之意，一旦兵临城下，必然有人响应而来降，他们最后不会齐心拼死尽忠是可以预见的。
吴人做事急速而不能持久，弓弩戟盾等又不如中原，只有水战于他们有利，但我军一入吴境，长江就不是吴军专有，吴军回头保守城池，则是去其长而有其短。晋军深入敌国，远离后方，必有死战的决心;吴人在本土作战，会有败则退而守城的念头。这样看来，平吴之战是很快可以取胜的。”此疏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请伐吴疏》。
奏疏得到了司马炎的肯定，却遭到了朝内其他大臣的反对，权臣贾充、荀勖、冯紞等人的态度尤为激烈。他们提出西北地区的鲜卑未定，不应该两线作战。只有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等少数人赞同。
恰逢晋军在秦、凉屡有败绩，羊祜遂再次上表：“东吴平定，则胡人自然安定，，当前只应迅速完成灭吴的大业啊。”但还是遭到大部分人的反对，羊祜叹道：“天下不如意的事总是十有七八，目前有些人当断不断，当予不取，怎能不让以后的有识之士引为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