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费逵
陆费逵十七岁就独力自修，十九岁创办新学界书店于武昌，他的成功除了少年时期的奋斗以外，他的深远的眼光也是一种要素。
陆费逵幼时只受五年母教，一年父教，一年师教，十七岁就独力自修。十七岁在南昌创正蒙学堂，十九岁创办新学界书店于武昌。二十岁任汉口《楚报》主笔，因言论触犯当局，致该报被迫停刊，转至上海任昌明书店经理。二十一岁入文明书店任编辑；又二年，为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长及《教育杂志》编辑。
陆费逵的成功，除了少年时期的奋斗以外，他的深远的眼光也是一种要素。辛亥革命爆发，他料到清朝必被推翻，民国即将成立，便集合同志筹备新教科书，以适合新的需要，于民国元年元旦创立中华书局，发行中华教科书，风行一时。之后的五、六年，他料到中国法币政策必然推行，于是注重钞票的印刷，书局营业更能蒸蒸日上。先生在《新中华》创刊号中，复撰有《备战》一文，认为中国对外战事发生，必须长期作战，因而主张就军事、民食、交通三方面积极准备，其意见颇能与政府当时设施暗合。
陆费逵在中华书局任职三十年，除手编中华教科书、出版期刊外，还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华大字典》等，上海滩上曾有人将陆费逵和爱迪生等人放在一起，是自学的典范。
在《我的青年时代》一文中，陆费逵曾评述自己的自学精神：“我幼时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师教一年半，我一生只付过十二元的学费。到十三岁，读过《四书》、《诗经》、《书经》、《易经》、《左传》、《唐诗三百首》六部书，没有造过句，没有作过文。因为先母主张多读多看，反对挖空心思作八股，并反对作疏空的论说；却学过珠算，看过《纲鉴》，我十三岁正是戊戌年，我那时勉强能看日报和时务报，有点新思想了，和先父的思想不免冲突；先母却赞成我的主张，于是便不照老式子读书，自己研究古文、地理，后来居然自习算学，并读格致书了。那时随侍在南昌，有一个阅书报社开办，我隔日去一次，午前九时去，午后五时出来。带一点大饼馒头作午餐。初时尚有阅者二、三十人，后来常常只剩我一人，管理员也熟了。他便将钥匙交给我，五大间藏书，好像是我的了……照这样做了三年，学问渐渐进步，文理渐渐通顺，常识渐渐丰富。十七岁——实在未满十六岁——便教书。从十七岁到二十六岁，每日早六时至八时，一定自修，晚间也差不多总是自修或编著。”
正是这种勤勉，让陆费逵终成大家。
陆费逵在中华书局任职三十年，除手编中华教科书、出版期刊外，还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华大字典》、《辞海》、《四部备要》（重印）等要籍，总计出版各种书籍两万种以上。
陆费逵著有《教育文存》五卷，《青年修养杂读》和《妇女问题杂谈》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滩上曾有人将陆费逵和爱迪生、高尔基、叶澄衷、杨斯盛放在一起，认为是自学成材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