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鸣盛
王鸣盛治史十分重视野史笔记的史料价值
与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赵翼一样，王鸣盛也认为历代所谓《实录》有“为尊者讳”的弊病，转而重视野史笔记的史料价值。赵翼根据野史笔记中的真实可信的史料来订正历代官修史书的作伪失实之处，提出了“书生论古勿泥古，未必传闻皆伪史策真”的论断。王鸣盛的观点亦与此相似，认为“采小说者未必皆非，依实录者未必皆是”。这里所说的“小说”，即是指民间的野史笔记；而“实录”，则是由朝廷的史官所记载、作为官修正史之依据的历朝官方史料。王鸣盛认为，“实录中必多虚美”，例如五代诸实录“多系五代人所修，粉饰附会必多”，“盖五代诸实录皆无识者所为，不但为尊者讳，即臣子亦多讳饰”，而野史笔记中则多有真实可信者。所以他颇为公允地指出：“大约实录与小说互有短长，去取之际，贵考核斟酌，不可偏执。”这种以野史与正史相互参订以寻求历史真实的方法，也是合乎近代科学精神之要求的。
王鸣盛学术思想也有保守的一面。在经学研究方面，他有所谓“求古即所以求是”、“治经断不敢驳经”、“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之说。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吴派朴学的局限性的表现。然而，王鸣盛毕竟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所提倡的以求真为最高目的的史学宗旨、考辨史书记载之真伪的实证方法，以及他的不同凡俗的论史卓识，对于推进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王鸣盛对史籍校勘十分重视，他的史学旨是以求真为目的
王鸣盛极为重视史籍校勘，对校勘的重要意义及必须具备的条件做出了科学的论断；并充分运用各种校勘方法校勘史籍；同时还注意结合探讨史籍致误原由，并进而归纳总结出“误例”，校勘方法全面，成果丰硕，对促进清代考据学日臻完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后人整理研究古代史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史学宗旨上，王鸣盛坚决拒斥孔子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和宋明儒家的“驰骋议论，以明法戒”的传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求真为最高目的的史学宗旨；在史学方法论上，系统论说了“考其典制之实”和“考其事迹之实”的实证方法；在史论方面，王鸣盛亦一反儒家传统观念，依据历史事实，为范晔、初唐四杰、永贞革新、甘露之变、温廷筠和李商隐等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翻案，表现出不同凡俗的论史卓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