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述
崔述的疑古儒学在当时的汉学家的眼里属于旁门外道的经学
崔述尝指责当世汉学家“但以为汉儒近古，其言必有所传，非妄撰者”，又斥其“但据后人之训诂，遂不复考前人之记载。”在他看来，汉儒虽近古，但其说毕竟与圣人之意并不相类，故而不足信据，故其力主取证于经书无须通过汉人的注疏。他的“考信于六艺”之说，颇富有“回归原典”（retum to sources）的意蕴。他的这一见解及由之引发而出的疑古思想，虽然“高出当时笃信汉学的经学家之上”，但在当世的汉学家看来却属于旁门外道而绝非正宗的经学，这使崔述之学始终无法进入清代学术的主流。代表着当时正统汉学的《皇清经解》和《皇清经解续编》均将崔述的《考信录》摒斥在外，有的汉学家如张澍甚至斥责崔述“陋儒无识”。
在《考信录提要》中，崔述批评清代汉学家“竭才于章句之末务”，同书中又斥责宋儒“殚精于心性之空谈，而不复考古帝王之事”。对于当时儒学内部的汉、宋之争，崔述很不以为然，在其《丰镐考信录》中说：今世之士，醇谨者多恪遵宋儒，高明者多推汉儒以与宋儒角，此不过因幼时读宋儒注日久，故厌常喜新耳。其实宋儒之说多不始于宋儒；宋儒果非，汉儒安得尽是？理但论是非耳，不必胸中存汉、宋之见也。
这样的文化心态和治学理数，即使他备受清代汉学家的责难，而恪守正统程朱之学的清代理学家亦对他横加指责，如刘鸿翱谓：“甚矣，《考信录》之诞且妄也！”谢庭兰更说崔述“务别创异解”，“不可为训也”。
刘师培于1907发表了《崔述传》，崔述之学才得以被宣扬
在当世被摒斥于学术主流之外，又备受汉、宋两派学者责难的崔述，自晚清民初以来，随着打破传统偶像的疑古风气开始出现而逐渐受到激进知识分子的密切注视，如·照于1905年在《东方杂志》卷二第七期上发表《崔东壁学术发微》、刘师培于1907年在《国粹学报》卷三第9期上发表《崔述传》，率先宣扬崔氏之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同当时反传统思潮相适应，开始对古书和古史真伪问题进行探索的胡适、顾颉刚对崔述之学更为重视。1920年月，胡适寻得“畿辅丛书”本《崔东壁遗书》后，甫读此书便深感其对于疑古辨伪运动的价值，大有“得见恨晚”之感。他在给顾颉刚的信中盛赞崔氏“《考信录》在清代要算一大奇书，……古今来没有第二个人比他的大胆和辣手了。”至于顾颉刚早在十几岁时即已通过《国朝先正事略》得知崔述整理古代史实、刊落百家谬妄的事迹，但一直未有机缘得读崔氏著作。直到1921年1月中旬，他才经过胡适的送介而得读到崔述著作后，十分兴奋，立即致信胡适说：“《考信录》已读两册，大快。他[崔述]虽但疑史传杂说而仍信经，令人不满，但经到底少，史传杂说则很多，他把难的地方已经做过一番功夫，教我们知道各种传说的所由始了，由此加功，正是不难。”顾先生不仅对崔氏《考信录》评价很高，说：
1916年，蓄意要辨论中国的古史，比崔述更进一步。崔述的《考信录》确是一部极伟大又极细致的著作，我是望尘莫及的。我自知要好好的读十几年书，才可追得上他。
而且，他对崔氏其人其学在当世未得到普遍承认深表不满：“试观阮元（1764—1849）、王先谦（1842—1917）两刊清代经解，所收不为不多，零星笔记尚且入录，而东壁之著述未收入一种，则其受朴学之排斥非极显明事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