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鼒的治学思想认为学习需要专精，学以致用，爱好骈文

徐鼒的治学思想认为学习需要专精，学以致用，爱好骈文
1）学需专精，勤于苦学，兼以致用。徐鼒在《读书杂释》自叙中曾说：“汉初，说经守师法，人治一经，经治一说，无一人兼治数经。”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广泛，出现了大量个人文集作品，数量可谓汗牛充栋，但是“文亦至是而极衰矣。”（《未灰斋文集》自序）一个人的经历、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涉猎很多的领域并都有成就，因此徐鼒认为，人们为了生计可以“制举文以餬口”，也可以学计然而置业。 徐氏生活的时代正是清朝社会逐渐衰败，动荡不安的时代。早期徐氏喜好唐初四杰的骈体文，其精美的句式、优雅的文辞、奇诡的铺赋让他沉迷，从《文集》中的“拟杨子云《长杨赋》”和代作的几篇寿序中，我们还能看到他的骈体文的功底。这虽然能一时骋其才，但是这些东西空泛虚张，不切实用，在其父亲和师友的指点下很快得到了改变，正如他在本书的序中所说：“先大人曰古文以意为主，文成法立，无一定之体格也。归震川、方望溪、姚姬传皆近代作家，论者犹谓有时文气，骈俪文以藻炼为上。袁枚之浮嚣、吴锡麒之靡弱，不足学也。”于是他一方面学习制举之业，应付科举考试，以求谋进；一方面钻研经史经世之学，深研历代儒家经典，广览诸子学说，以求开拓视野，定立根基。因此，他在科举之路上终有成就，同时在文史和经世之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徐鼒秉承白居易的思想，用笔记录了当时社会的状况和自己的感受

2）文以载道，传人传事。中国古代一直认为“文以载道”，徐氏不悖古训，秉承白居易所说的“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思想，用自己的文章记载了当时的人和事，用自己的笔墨记录了那个特殊时代他认为“可传”的生活经历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亲身感受。我们权且不论当时农民起义的性质，这些保卫家园，捐躯献身的乡土人事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应该书之于史，留之于后，让时间来考验和评说，因此他在文集自序中说：“将帅战守、地方营建之事，事之可传者也；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之人，人之可传者也。事可传，人可传，敢以吾不文而不之传乎？”他的有关晚明历史的专著《小腆纪传》和《小腆纪年》也以同样的理念，为我们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不能不让我们感佩他的胆识和学识！ 3）守道修己，昌明经传。徐氏认为古人为学因其志向的高低而成就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守道而不渝”的精神却是一致的。只有精研先贤圣人之学，才能化为“修己治人”的至道。他在给云澹上人的书信中说：“读近儒说经书，虽与宋儒多所抵牾，而其思虑精专、坚守师法，实足以昌明周、孔之传，而补‘心性’，诸儒所不及。”因此，他深思殚虑，深研经义，颇有所得，而着成《读书杂释》14卷，其文集中也收录了很多他的读书心得，许多观点还是非常新颖客观的，可补后学。 4）寄情励志，发为诗歌。唐宋以来诗歌非常普及，人们常以诗歌为“广交游而猎名誉”的工具，因此人人能诗，鉴于此徐氏感叹道“天下人人言诗而诗亡矣”。他认为自唐代以来，“作者代兴，其为诗也，言之有物，发之成章，本之风骚以导其源，旁涉乐府歌行以畅其支流，览百家以穷其变，然而代不过数人，人不过数篇。”“思古励志则张衡左思之制也，感时愤事则少陵之歌行也，寄情声色哀感顽艳则徐庾温李之流裔也。”由此可见，徐氏对诗文的要求是言之有物、存乎有情、励其有志，这样的作品才是可以流传不朽的。徐氏的诗词据记载有四卷，遍查各地馆藏，留存的只有一卷，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还没有看到他的诗作，有待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