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创办《海丰自治报》，在上海期间与革命党人交往密切，并加入了同盟会

陈炯明创办《海丰自治报》，自任主笔，鼓吹自治才是救中国的唯一良方

陈炯明1898年考取秀才之后，对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兴趣索然，没有再循着举人、进士的路子一直走下去，在家乡过了几年心满意足的婚姻生活后，1906年离开家乡惠州府来到广州府，入读政法学堂。这个时候中国的政治气候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当时的广州在两任总督陶模和岑春煊的主持下，各项新政面貌一新，新式学校开办得如火如荼，各种新思潮也在涌现。1908年，陈炯明以优等成绩从政法学堂毕业。在广州的两年时间里，陈炯明大开了眼界，接触到各种新思潮，而且结识了已加入同盟会的朱执信，为其后来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础。
1909年，陈炯明回到家乡创办《海丰自治报》，自任主笔，鼓吹自治才是救中国的唯一良方。这一年，他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正式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在谘议局提出“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议草”，建议设立城镇乡地方自治研究所，专门研究城镇乡自治办法，选通晓法政人员入所研究，推动自治进行。
 

陈炯明上海之行对陈炯明意义非同小可，与革命党人交往密切，并加入了同盟会

为加快成立国会的进程，江苏谘议局发起在上海召开16省“请愿国会代表团茶话会”。当时赴京请愿是一种非常时髦的活动，向政府表达民间的声音。陈炯明作为广东谘议局代表，赴上海参加了大会。议员们提出请愿书，希望能尽快颁布议院法和选举法，但清政府以“我国幅员辽阔，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划一，如一时遽开议院，恐反致纷扰不安，适足为宪政前途之累”为由予以拒绝。
对所谓国会本来就只持观望态度的陈炯明来说，这次大会让他更为失望。他认为，中国政治的积弊太多太深，不是一班坐谈之客在国会里高谈阔论就可以解决的。陈炯明泄气地表示：“开国会为无聊之举，不过国家处此无可如何之时，除此别无他法，随波逐流为之耳。”
但上海之行对陈炯明意义非同小可，而且对他此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在上海期间与革命党人交往密切，并加入了同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