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慎到
慎到在治国方面倡导重“势”和“无为而治”
他提倡重“势”和“无为而治”。重“势”是为了重视法律，君主只有掌握了权势，才能保证法律的执行。慎到把君主和权势分别比喻为飞龙和云雾，飞龙有了云雾才能飞得高，如果云雾散去，飞龙就是地上的蚯蚓了。如果有了权势，即使像夏桀那样的昏庸残暴，命令也能执行，即“令则行，禁则止”。如果没有权势，即使像尧那样贤德，百姓也不听从命令。所以，慎到反对儒家主张的“德治”，认为那样不可能使法律贯彻执行，会产生很多弊端。
慎到的无为而治，包含“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即国君不要去做具体工作，具体工作应在“事断于法”的前提下，尽量让臣下去作，以调动臣下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才能，使得“下之所能不同”，而都能为“上之用”，从而达到“事无不治”的目的。他还认为，“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如果国君只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决不能把各方面的事办好。因为“君之智未必最贤于众”，即使“君之智最贤”，也必然精疲力竭，不胜其劳。而且国君如果事必躬亲，一个人去“为善”,臣下就不敢争先“为善”，甚至会“私其所知”，不肯出力，国事如有差错，“臣反责君”。慎到认为这是“乱逆之道”，是“君臣易位”，国家也就不可能不乱。在无为而治方面，慎到和申不害主张是相似的，只是论述的角度不同。他认为，如果国君什么事都自己亲自去做，不但会筋疲力尽，还会使大臣旁观，不积极做事，等一旦有了过失，大臣会把责任推到君主身上，君臣矛盾的激化甚至会导致谋反篡位的事出现。
在慎到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势”被置于法、礼之上，被认为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前提。慎子关于“势”的理解，历代为正统思想所斥，但只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贵势”的思想基础是人的平等，即君主与匹夫一样。从根本上否定传统的“天生圣人，作君作师”理论，是道家“齐物论”哲学的应用。为了进一步说明“势”，慎到还引进了一个概念：“定分”。所谓“定分”，即“分定”“名分”“占据”之义。君主是国家机器的主轴，君权一定要大于臣权。慎到提出“得助于众”来实现此目标，核心是人，方法是“兼畜下者”。君主得“势”在于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民能”与“君用”；(二)上下关系。
慎到的权势集中论的基础在于：权势大小取决于“下”、“众”支持的多少。其权势论最精彩处在于君主“为天下”说，意即君主立天下不是为一己之私利，而是有利于社会的治理。为了进一步要求国君为国家服务，慎到提出了“谁养活谁”的问题，即国君由百姓供养，其权力是百姓授予的，而非天子自己取得。因此，国君、天子为国家、为民众是当然的义务。这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的“君权神授”说。
慎到认为，为使国家稳定，使百姓和谐，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法治
基于“贵势”理论，慎到鲜明地主张法治。他认为“国家之政要，在一人心矣”。保持人心之平稳与和谐，对于维护国家系统的稳定有关键意义。要达到这个目标，慎子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实行法治。“一人心”是法治的本质。
人治还是法治，是先秦政治思想的焦点，慎到明确指出人治是一种最大的“私”，慎到的立法原则，是他的哲学思想的社会化。立法要遵循人性的好利，是一条原则。但法不能满足一切私利，慎到的又一条准则是“立公去私”。“公”具有一般意义，高于君主利益。为了保证人们能“立公去私”，奉公守法，慎到提出“分”的概念，即分清职守，不得逾越。这样所有的臣民都被解成特定的个体，“法”是唯一的连结纽带，便于君主控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在先秦的法家代表人物中，慎到、申不害和商鞅分别重视“势”、“术”、“法”，但都是在提倡法治的基础上提出的不同观点。“势”主要指权势，慎到认为，君主如果要实行法治，就必须重视权势，这样才能令行禁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