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观
元丰七年（1084），苏轼路经江宁时，向王安石力荐秦观的才学，后又致书曰：“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王安石也赞许秦观的诗歌“清新似鲍、谢”在两位文坛前辈的鼓励、称许下，秦观决心再度赴京应试。
元丰八年（1085年），考中进士，初为定海主簿、蔡州教授。
元祐二年（1087年)，苏轼引荐为太学博士，后迁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
元祐七年（1091年)，苏轼自扬州召还，进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秦观迁国史院编修，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同时供职史馆，人称“苏门四学士”。京城任职的数年里，秦观得与师友时相过从。
哲宗元祐年间，操持朝政的多为旧党人士，但其内部派别斗争却异常激烈。蜀党领袖苏轼及其“苏门四学士”，均能够出以公心，根据民生疾苦和国家利益，针对新、旧两党的主张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秦观先后向朝廷进策论30篇，对当时的内忧外患提出了各种具体的改革方略，对王安石变法作了中肯的论析，认为新法是救国济民的良策，只是执法者矫枉过正，以致产生了一些流弊。他也不同意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认为那也是因噎废食之举。这些观点在党同伐异的激烈政治形势下，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而且由于秦观与苏轼关系密切，他更无法逃脱派别门户之间的中伤和攻讦。
秦观苏轼遭贬，作《挽词》，预被召回时，客死他乡
绍圣元年（1094年），哲宗亲政后，“新党”执政，“旧党”多人遭罢黜。新党人士章棹、蔡京上台，苏轼、秦观等人一同遭贬。秦观出杭州通判，道贬处州，任监酒税之职，后徙郴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
元符二年（1099），秦观年事已高，身处雷州，自做《挽词》。
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向太后临朝。政坛局势变动，迁臣多被召回。秦观也复命宣德郎，放还横州。至滕州，已经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