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增新
新疆边境局势混乱，杨增新对待入侵者严守中立，守护边境稳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疆周边的局势更加纷乱，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苏俄红军和白军大战，众多哈萨克族难民涌入新疆，部分战败的白军也携带武器进入新疆。杨增新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将这些难免安置，但又要避免干涉他国内政的口实。对俄国红军、白军的战争，杨增新严守中立，对进入新疆的败军一律解除武装，进行分散安置，不给苏俄红军越境追剿的口实。
保境安民是杨增新最重要的目标。一方面“攘外”，通过外交努力和英国、苏俄签订一系列条约，保证边境的稳定;另一方面“安内”，在新疆采取因地制宜的政策，发展生产，改善民生。而对嘉峪关以东的内地政治局势，他以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身份出现，决不介入。所采取的“认庙不认神”的政策就是为了避免内地军阀混战波及新疆。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后来谁做北洋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杨增新都采取“认庙不认神”的政策。这在当时中国的局势下，应当是较为明智和理性的选择。他对当时全国的局势十分失望，认为“民国成立，由扰乱而割据，由割据而并吞”，北京的中央政府政令不通，且更替频繁。新疆要维护一方的平安，那么不管中央如何变化，都表面拥护，但新疆内部事务概由杨增新自己处理。为此，他成功的阻止了“黑喇嘛”的侵扰，挫败了冯玉祥引兵进疆的图谋。在杨增新都督府的大堂两侧，悬挂一副楹联：“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庭有桃源胜境， 狃率南回北准，浑噩长为太古民。”
作为一个传统士大夫，杨增新治理新疆更倾向用传统的方式。政治上他多用纵横术，平衡民族和派别的势力，让其互相制衡，而不使其中一端过于强大，如他对新疆政坛上两湖帮和甘肃帮即是如此；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上推崇“无为而治”，澄清吏治，尽量缩小政府规模，减少公共支出，如他治理新疆期间，所养的军队是各省中最少的；对城市建设也不太上心，省会迪化破破烂烂；注重农业和传统手工业，在各地广修水渠，开垦荒地，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地区发展羊毛加工业。正是在这种强势的“小政府”治理下，新疆社会繁荣，秩序井然，民族和宗教矛盾得到极大的缓和，他本人也在各族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人都尊称他为“老将军”。
因杨增新在政治上的铁血手腕而树敌颇多，被人持枪击杀
杨增新晚年由于在政治上实行铁腕政策，引起军务厅长兼交涉署长、迪化道尹樊耀南严重不满。民国十七年（1928年），北伐军横扫北洋军各系，阎锡山、冯玉祥等与蒋介石合流言好，建立南京国民政府。7月1日，杨增新召集金树仁、李溶等商议电报南京政府，表示承认。此事被樊耀南获悉，决心趁关内大乱刺杀杨。7日，樊耀南趁杨举行俄文法政学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庆典设宴之机，率法政学校教务长张纯熙等人发动政变，将杨增新枪击在地，杨增新挣扎起呼喊卫兵，樊耀南又亲手朝杨胸部连补二枪毙命，率三十余名敢死队奔入督军公署，搜出督军关防，宣布接管政权。政务厅长金树仁闻变，“为杨老将军报仇”，急调兵包围督署，将樊耀南抓获，绑在栓马桩上，处以挖眼剖心极刑。
杨增新被杀害时年66岁，其灵枢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假道西伯利亚东运，苏联政府为杨增新开祭致哀，并派专车和军警武装护送到北京，葬于北京北郊昌平区沙河镇的南沙河北侧。原墓址在八达岭高速东侧辅路处，现存神道碑距迁移前原址100米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