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路翎
路翎的作品更着重于挖掘人物的心理活动，其作品更加无法自拔
路翎以《饥饿的郭素娥》写矿工和下层女性，以《财主底儿女们》写旧家族和知识分子，达到了他艺术创作的第一个颠峰状态。之后，他又开始向新的人生领域掘进，写农村生活。抗战胜利后，农村和农民题材成为路翎创作的重点。他在这方面贡献了《罗大斗底一生》《王炳全底道路》《蜗牛在荆棘上》《燃烧的荒地》等著名作品。
路翎对如何写农民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他曾经称赞解放区的著名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已经获得实在的成功”，但是他又从另一种思路上提出问题：“试想一想，旧的家庭社会出身的贫农的王贵，身受地主底残酷的压迫，同时也负担着旧社会、旧经济形态底人生观和感情的重担，在投向革命进而坚持的革命的过程中，应该有怎样强烈的自我斗争？然而王贵却是在那么简单地一直向前了。”
路翎认为，解放区的作品在表现农民时，过于简单化。没有看到农民身上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没有表现农民激烈的心理搏斗。因此，他的作品着力于表现这两个被解放区的文学作品所忽略的主题。
《罗大斗底一生》写了一个奴才的性格史。罗大斗是一个由破落子弟堕落而成的游民。他的最高理想是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一个站在街头欺凌他人的男子。但是这个社会也存在着一条以强凌弱的法则。使这个破落子弟三番五次地在社会的污泥和心灵的污泥中打滚。他偷了穷苦邻居的剪刀，对方赶来追查时，他却颤抖着不敢堂堂正正地承认，事后对着枯树挥起剪刀，大耍光棍的威风。他行窃遭打，逃入荒山，却在除夕僻静的街头上，用石头打死向他讨钱的冻馁的乞丐。这是一个向强者屈膝、又向弱者耍横，被黑暗吞没、自己又制造黑暗的堕落了阿Q，一个乡村下流社会无可救药的渣滓。最后，他被财主捆去当壮丁，撞死在瓦砾场的石头上。小说的题记，引用了拜仑的诗句：“他是一个卑劣的奴才，鞭挞他呀，请你鞭挞他！”这篇小说相当典型地展示了中国农民的“精神奴役的创伤”。
《王炳全底道路》则表现了一个农民的心灵搏斗。
农民王炳全被小财主的姑父张绍庭用作儿子的替身当了兵，他染病被弃，在远方的城市当了五年工人，终于回到了家乡草鞋场，但是，故家已经是土屋倒塌，荒草塞门，张绍庭则侵吞了他的田地。又在他的小女儿死后，做主把他的妻子左德珍改嫁给忠厚的佃农吴仁贵。王炳全像一头包怒的野兽，去找张绍庭算帐，但是看见张绍庭已经变成一个孤单、病弱的老人，到底还是伸不出手去扼他的咽喉。他向张绍庭讨回一些田地费，到酒馆买醉，然后揣着尖刀去找吴仁贵。但是他看见左德珍和吴仁贵亲亲热热地牵着牛回来，他绝望地感到，这个女人已经属于另一种生活了。他沉溺于赌窟酒馆，以粗野的哄笑，放肆地嘲弄着自己秘密的痛苦，他酩酊大醉，打了这个老人一拳，致使这个老人中风而死，他给镇长递了五万元的包袱，被关押三天就释放了。他在草鞋场无法立足，听到左德珍在吴家快乐的唤猪声，不愿扰乱他们宁静的生活，毅然离乡，重新踏上了流浪的旅途。
王炳全在失去了诸如土地、家庭、妻子这些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后，在重重灾难的堆积下舔着自己鲜血淋漓的精神创口。经过痛苦的心灵搏斗，终于艰难地突破了精神奴役的重围。路翎以高强度的心理解剖艺术，使王炳全在一己的恩仇中，孤独地挣扎着，奔突着，情绪沿着悲愤、绝望、沉沦、报复、悔恨的高频率曲线颤抖着，终于扣开了一个农民的较为宽广的心胸，看取“世界上总有我的路”，从而把宁静的团圆留给邻人、不是“简单地一直向前”，而是负着残缺的痛苦去开拓新的生命形式。
因中共正统批评家与路翎的思想理论意见不同而起争执，并因此结怨
1946年路翎回到南京，1948年在南京中央大学任讲师，开设小说写作课程。这时候读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据化铁回忆：“我们仿佛还不太懂得这篇文章。在延安对文艺工作者提出来的课题，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南京这块狭小田地里的人们来说，似懂非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记得他说过‘作者必须深入生活，作者必须热爱人民’。——当时谁又能预见到：生活与人民这两个词从概念到完全与作者融为一体，作者的自我改造过程，会付出如此巨大的血的代价的呢！”
1948年时，云集在香港的中共正统批评家通过《大众文艺丛刊》对胡风的理论和路翎的创作展开了猛烈的批评。路翎写了一些文章回击，从此与中共正统批评家结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