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炎
唐武宗李炎政治改革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严刑峻法，主要针对贪污，“官典犯赃”与十恶、叛逆、故意杀人等罪行并列，不在赦宥之限
唐武宗继位后，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最突出的表现是，以严刑峻法为中心，对贪污、腐化等丑恶现象进行严惩，并且在会昌四年对冗官进行了裁减。公元844年（会昌四年），唐武宗听从李德裕之言一下裁掉官吏2000多人，本着“治理乱世，使用重刑”，武宗朝立法极其严峻，尤其对官吏贪赃枉法的惩治，更是从重从严，绝不姑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贪污纳贿乃官僚队伍腐丵败现象中最为人们痛恨的行为。公元840年（开成五年）正月，唐武宗在即位赦文中宣布：“在开成五年二月八日之前，除了十恶不赦、背叛国家、故意杀人、官员贪赃枉法，这些人不予释放，其他罪犯不管罪行轻重，全部释放。”李德裕入相后，肃贪廉政建设就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展开了。
公元841年（会昌元年）正月，武宗下诏：“朝廷刑罚，理当一视同仁，官吏贪赃枉法，不应该有特殊待遇，内外文武官如果收入脏物丝绢三十匹，全部处以极刑。”二月二十六日再次下敕，对官吏贪污满千钱的，即处以死刑。这样以诏敕的形式，规定严惩贪污的标准，不难看出武宗君相对廉政建设的决心。考诸史籍，会昌一朝对官吏贪污的惩治，始终没有放松，而是一贯严惩不贷，保持肃贪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公元842年（会昌二年）四月，武宗加尊号后，又宣布大赦，但仍将“官典犯赃”与十恶、叛逆、故意杀人等罪行并列，不在赦宥之限。公元845年（会昌五年）正月，再次大赦，但对官吏犯赃依然不予宽宥，并说，“除去恶人，进贤纳士，将命令执行起来，惩治贪赃枉法的官吏与罪犯，这好比天降神灵，廉政建设也有所成效”。显然是对会昌年间严惩贪官政策的肯定和自誉。
唐武宗李炎下制调整百官俸料，多加俸禄，保证官员的薪水及其按时发放，来稳定官吏队伍
关于会昌时期的廉政建设，举措值得称赞的尚有以下事，公元841年（会昌元年）十一月，御史台奏请调整京城文武百官及庶人丧葬事，以为官员大办丧事，难免借机变相受贿行贿，堕败政风，对此进行限制，无疑有助于政风的廉洁。唐代官俸不高，许多官吏的薪俸收入，尚不能养家糊口，还有许多地方薪俸发放不及时，这样就难免心生他念，转而刻剥于民以自奉。另外唐人重内轻外，多个愿到外地为官，特别是不愿到边鄙之乡或气候等条件恶劣之地任职，结果造成了京师及一些繁华之地官吏冗多，而有些地方则缺官少吏。为解决这个问题，开成五年三月，武宗即位不久，就下制调整百官俸料。李德裕入相后，这项工作就具体展开了。会昌元年中书门下上奏：“河东、陇右、鄜坊、邠州等离的较远，给他们多加俸禄。自后听访闻户部所给零碎俸禄，也不及时，观察使私吞部分，都用到别处，加了俸禄，却给不了远方的官吏。臣等商议，希望今日以后，命令户部以实物仍及时支遣，每个地方都派观察判官专判这项工作，按月分放，不能用在别处，如果有违规，观察判官会被远贬。”保证官员的薪水及其按时发放，乃是稳定官吏队伍至关重要的环节，特别是偏僻之地，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官员能否安心于本职工作。会昌时期严格薪俸发放的管理，就是试图从最基本的问题入手，来加强官僚队伍的建设。
又据史载，武宗君相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赴京赶考的的官人都有债务，上任是才还债，以至于他们贪赃，罔不如此。……债务的积累，古时便亦是这样，和现在的也都差不多”。单靠严刑峻法，是不能完全解决的。既然贪污的产生与俸禄的产生有密切的联系，那么就必须从他们的实情出发解决其实际的困难，如为解决官吏的京债问题，会昌时增加了他们的薪俸，同时国家借款给他们以偿债，“月选官允许借钱，可加给两月俸料，待遇优厚”，给官吏养廉银以促使其奉公守法，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赃枉法问题，但一定有其积极的作用，历史上有许多王朝都曾采用过给养廉银以杜绝贪污这个办法，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会昌年间的吏治建设，虽然没能最终扼制李唐王朝渐近衰落的趋势，但会昌朝局在整个中后期，还算相对景气的一个时期，其间所以能取得对回鹘战争的胜利，并平定了泽潞镇，与此都不无关系。王士禛谓“武宗的时期，几乎恢复开元、元和的盛世”，虽稍嫌溢美，但会昌朝政确有可取之处，尤其是在吏治的整顿与建设方面，则断然无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