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对刘晏的历史评价很高
他为官“质明视事，至夜分出，虽休浣不废。事无闲剧，即日剖决无留。所居修行里，粗朴庳陋，钦食俭狭，室无媵婢。”
刘晏虽掌管财政大权却一直任人唯贤，培养了很多理财专家
其传记载说：“晏常以办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他认为：“士陷赃贿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洁廉，终无荣显，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所以“他勾检书出纳钱谷，事至细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其属官虽居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无敢欺绐者。”他选用了几百名各种专才和实干家，分布各部门及各州县把关。史称“积数百人，皆新进锐敏，尽当时之选，趣督倚办，故能成功。”他以精明能干、忠于职守、廉洁奉公作为用人的标准，的确是难得可贵的。由于刘晏培养选拔了一大批理财专家，所以，他指挥的庞大理财系统，如臂使指，运动自如。直到他遇害之后，掌管财赋有声望者，大多是刘晏选拔出来的人。
刘晏办事雷厉风行，考虑长远，死后继任者无能漕运瘫痪
史书说他“为人勤力，事无闲剧，必一日中决之”。他办事还处处从长远考虑，他说：“成大计者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他为了解决关中吃粮困难的问题，官办漕运，在杨州开行用几十年也不坏。他死后五十年，继任者造船，不给羡余，“船益脆易坏，”于是漕运陷入瘫痪。
史书称刘晏“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可见其廉洁奉公
史书说：“安史之乱，天下户口十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费不资，皆倚办于晏，晏有精力，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刘晏为挽国家之倾危，解人民于倒悬，身体力行，呕心沥血，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他上朝时骑在马上，心里还在筹算账目，退朝后在官署批阅文卷，常常是秉烛夜分。他饮食简素，室无婢，死时只留下两车书籍和几斗米麦。在官吏贪暴的封建社会，一个理财大臣，两袖清风，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由于刘晏的理财方针、措施、办法适应唐王朝经济残破的局面和当时社会的需要，所以使唐王朝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也得以养息。他初受命为转运使时，全国才二百万户，国家财政收入只有四百万缗。到了779年，户口增加到三百万户，财政收入达一千三百万缗（其中盐利过半），而国家并没有增加农民的税收，刘晏真正做到了“敛不及民而用度足”。他的贡献是很大的，无怪乎人们经常把刘晏与
管仲、
萧何相提并论。历史贡献
他懂得增加财政收入的前提在于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史书上称刘晏“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
刘晏的经济思想理财以养民为先
刘晏主要是利用商品经济增加财政收入。他熟悉商情﹐在他看来﹐到处有增加收入的门路:“自言如见钱流地上”(《刘晏传》)。刘晏认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食货志四》)。盐是人们的急需之物﹐因此﹐税于盐价﹐使盐利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项目。这一理财特点﹐被史家赞为“敛不及民而用度足”(《刘晏传赞》)。刘晏的经济思想接近于西汉的桑弘羊﹐他的理财办法比桑弘羊有新的创造﹐但所涉及范围则要狭小得多。
理财以养民为先，刘晏把赋税的增加建立在户口增加的基础上。他认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六)。他的增加赋税收入的办法﹐不是单纯依靠增税﹐而是通过实行有利于人民休息的政策﹐以促进人口的增加和生产的发展﹐使税源得以扩大。刘晏改革转运制度﹐采取雇佣劳动的办法﹐就是一项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的措施。在刘晏任转运使的初期﹐全国户口只有二百万﹐后来增加到三百余万﹐而且增加的都在刘晏所管辖的地区。“养民为先”的政策确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在赈济贫民问题上﹐刘晏有独特的主张﹐他不赞成进行无偿的赈给。他认为：“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赈给”(《新唐书.刘晏传》)。因此在发生灾荒时，他除了及时进行减免赋税和必要的贷放外，主要是利用常平法，在灾区出卖粮食，收购其它杂货，运往别处出卖或留给官府自用。他认为这样做既不会造成国用的不足，又能使“下户力农”得到实际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