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左君弼
湖北英山县出土的铜印，证明了左君弼为汴梁行省首脑，其一开始就“党于彭祖”，归附于天完是很自然的事，且庐州最有可能为天完汴梁行省，“汴梁行省管勾所之印”出土地点与之正合
左君弼既曾“党于彭祖”，所以在时人眼里也被成为“红巾”。王逢：《梧溪集》卷四下《哀公显道宪史有引》载：
“显道，讳大有。……至正辛巳（1314年），以书经中河南乡试，授庐州儒学正。甲午（1354年），辟淮西宪史。明年，从分宪按蕲黄。红巾隐庐，母妻女侄举莫知所向。”
此“红巾隐庐”，即指左君弼据庐州。
但是，左君弼与天完政权的关系如何？他在天完政权中担任什么职务？却未有文字记载。幸好一九六八年在湖北英山县出土了一方铜印，印文为“汴梁行省管勾所之印”印背一侧刻“汴梁行省管勾所印”，另一侧刻“中书礼部造”“太平二年七月”（印文拓片见《文物》一九七五年第九期）。太平系天完政权年号，故“汴梁行省”为天完政权属下之行省。这个行省治所就在庐州，其首脑为左君弼。
元朝时，今河南、鄂北、皖北、苏北地区属河南行省，治所在汴梁路（今河南开封）。红巾起义爆发后，这一地区的态势大体是：安丰路（治今安徽寿县）、汝宁府（治今河南汝南）及以北地面为韩林儿宋政权的势力范围；庐州路（治今安徽合肥）、安庆路（治今安徽安庆）、黄州路（治今湖北黄冈）、蕲州路（治今湖北蕲春南）地面为徐寿辉天完政权所占有。天完政权所属的势力范围内，蕲、黄两路当由天完中书省（即莲台省）直辖；安庆路一带为巢湖水师首领赵普胜占领，估计这一地区天完政权会设立行省（其名称目前无考），首脑当为赵普胜，但此行省不大可能称为汴梁行省。因为它离汴梁较远；庐州路为左君弼占领，只有这里才有可能设立天完的汴梁行省。这是因为：首先，从隶属关系上看，左君弼一开始就“党于彭祖”，而彭莹玉曾被天完政权任命为江南行省参政（见陆深：《豫章漫抄》引《余干新志》），君弼归附于天完是很自然的事；其次，从地理位置上看，庐州地处天完统治范围的最北部，与宋政权接壤，也与汴梁路相距最近；第三，从“汴梁行省管勾所之印”出土地点来看，英山县元时属庐州路，与汴梁行省设于庐州正合。
为了达到号召群众的目的，称其为汴梁行省，且下属机构比较齐全，左君弼等人与朱元璋部下作战，不敌，逃安丰，降元朝，朱元璋曾致信言他“舍其亲而奔异国”
至于这个行省为什么叫汴梁行省，这可能与天完政权的斗争目标有关。“天完”是压倒“大元”的意思，压倒大元后，农民军仍然想“复宋”。北方红巾军固然以“复宋”为号召，建立了宋政权，南方红巾军可能也用“复宋”号召过，因为时人曾经记载过“徐寿辉建伪号曰宋”（宋濂《宋学士文集》卷三，《翰苑前集》卷三，《于指挥墓志铭》）。汴梁是北宋的都城，南北红巾军都想夺去它，以作为号召群众更有力的象征。但左君弼既没有占领河南行省的大部或全部，也没有占领汴梁路，这样，为了达到号召群众的目的，就把属于河南行省的庐州及其周围地区，命名为汴梁行省。
汴梁行省估计设置于太平元年（1356年）天完将倪文俊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胜利之后。当时，倪文俊重建天完政权于汉阳，同时又陆续设置了一批地方行政机构。这方铜印是太平二年（1357年）天完中书省颁发给汴梁行省管勾所的，说明汴梁行省下属的各种机构是比较齐全的。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二月，张士诚遣其将吕珍进攻韩林儿、刘福通于安丰，左君弼助珍攻之，城陷，福通被杀。三月，朱元璋亲率徐达、常遇春出击安丰，败珍，救出韩林儿。左君弼又出兵助珍，被常遇春击败，败退庐州。徐达、常遇春围庐州凡三月，不破。因洪都（今江西南昌）战事紧急，徐达奉令还师援洪都，庐州解围。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四月，徐达等再次率兵攻庐州。“左君弼闻达至，惧不敌，遁入安丰，令其将张焕、殷从道等城守。达等至，督兵围之。……七月，徐达、常遇春克庐州。时庐州被围久，众皆饥困不能战，张焕与贾丑潜通款于达，请攻东门，己为内应。于是我师急攻之，城中诸军悉救东门，张焕乃断钓桥开西门出降。达兵入城，执其部将吴副使，并君弼母妻及子送健康”（《明太祖实录》卷一四）。
左君弼从庐州出逃安丰，就是向元朝投降。因为当时安丰为元将竹昌、忻都所据。一年前，吕珍攻陷安丰，朱元璋率军攻之，吕珍、左君弼败走，朱军移师围庐州，“于是元将竹昌、忻都都遂乘间入安丰”（《明太祖实录》卷一二）。所以，吴元年（1367年）二月朱元璋致书左君弼时追述这段历史时是这样写的：
“曩者兵连祸结，非一人之失。予劳师暑月，与足下从事，足下乃舍其亲而奔异国，是皆轻信群下之言，以至于此，虽悔何及。今足下奉异国之命，御彼边疆，与予接壤，若欲献计帅师侵境，其中轻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国乃足下父母之国，合肥之城乃足下丘垅桑梓之乡，宁不思乎？天下兵兴，豪杰并起，岂惟乘时以取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乱世。足下以身为质，而求安于人，既已失策，复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独居寡处，各天一方，朝思暮望，以日为岁，足下纵不以妻子为念，何忍忘情于老亲哉？功名富贵可以再图，生身之亲不可再得矣！足下能留意于是幡然而来，予当尽弃前非，仍复待以故旧，则足下于天理人心举无不顺矣”（《明太祖实录》卷一七）。
朱元璋的这封信是很有斗争策略的。其中所谓“异国”即指元朝；“舍其亲而奔异国”，即指至正二十四年左君弼扔下生母、妻儿，逃奔安丰、投降元朝之事；“奉异国之命，御彼边疆”，即指左君弼降元后，元汴梁守将李克彝令其守陈州（今河南淮阳）之事。这一席话说得有理有节，确是攻到了左君弼的心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