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倭仁
同文馆事件之后，倭仁专心培养同治帝，担忧国家命运，病逝
经过同文馆之争的打击，倭仁失去了部分兼差，但他仍以大学士的身份在弘德殿行走，可以更专心地做同治皇帝的师傅。同治八年（1869年）三月初八日，十四岁的同治皇帝“开笔作论”，师傅们出题为《任贤图治》，皇帝写道：“治天下之道，莫大于用人。然人不同，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必辨别其贤否，而后能择贤而用之，则天下可治矣”。同治所述，和咸丰皇帝即位之初倭仁所上《应诏陈言疏》完全一致。同年，醇郡王奕譞奏请同治帝在太后召见群臣时“升座听政”，即见习临朝听政，得旨允准。
在同治九年（1870年）的天津教案中，清廷和总理衙门又以向列强屈服告终。作为京师士大夫“清议”的代表，倭仁认为：“今日重罪守令以谢洋人，将来此端一开，何以立国？”倭仁一再提出“何以立国”的问题，可见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同治十年四月二十一日（1871年6月8日），倭仁因病去世。他在弥留之际的《遗疏》中，仍不忘要两宫皇太后“勿忘庚申之变”，要同治皇帝“毋以诵读为具文，毋以《诗》、《书》为迂阔”，表明倭仁一方面至死不忘国耻，另一方面他仍然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救国的惟一法宝。光绪八年（1881年），河南巡抚李鹤年奏建专祠於开封，允之。
倭仁研究学问非常用功，辅导同治兢兢业业，受人尊敬，许多人向他学习
《清史稿》：“倭仁晚为两宫所敬礼，际会中兴，辅导冲主，兢兢於君心敬肆之间，当时举朝严惮，风气赖以维持。惟未达世变，於自强要政，鄙夷不屑言，后转为异论者所藉口。”
晚清理学大师唐鉴评价：“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
晚清名臣、理学家曾国藩评价：“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僴，令人对之肃然。”
桐城派名家方宗诚评价：“公（倭仁）先与河内李文清公、内乡王子涵观察切劘心性之学，俱由阳明、夏峰之言以入，后与吴竹如侍郎志同道合，时侍郎方为刑部主事，公日夕相讲习，始专宗程朱之学，久而弥精，老而愈笃，名益尊位益贵，而下学为己之功益勤恳而不已。”
时人评价说：“（倭仁的日记）质之天人而无愧怍，传之后学可为典型。”
晚清学者吴廷栋评价：“艮峰先生乃躬行实践之学，读日记而学其省察克治，即是奉以为师。”
倭仁同年朱兰（久香）评价：“但得先生一日在朝，必有一日之益。”
李棠阶评价：“海内人士论中兴功，佥外首曾、胡，内推倭、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