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端棻
李端棻上奏请求废除科举，遭旧臣阻挠，创办京师大学堂
光绪二十二年(1896)6月12日李端棻上奏《请推广学校折》。这一奏折是戊戌变法的教育改革指针，后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名的纲领性文件。它表面是讲教育制度，但实际上已触及到封建用人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革。学校普及之时，也就是科举废弃之日。许多靠科举晋升为官的朝臣，担心一旦废了科举，自身的官职难保，深感恐惧不安，乃多方阻挠办学工作的进行。自1896年6月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至1898年6月，前后两年之久，拟办的京师大学堂仍在“议行”过程中。对此，光绪帝很不满意，遂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6月11日下《定国是诏》重申：“京师大学堂乃各省之倡，应首先普及……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接着，又于1898年7月2日下诏宣布废除八股。7月5日再次诏谕，敦促加紧开办京师大学堂。李端棻以《请推广学校折》投身于变法，从而促成了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之根本在兴学育才上的实现，提出维新教育的变法纲领，为维新教育指明了方向，并贯穿近代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其倡导的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5月，为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是戊戌维新留下的最重要的改革成果。因此，李端棻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教育之父。
李端棻组织变法，坚持冒险保荐康有为，全心全意致力于维新变法
1897年11月，胶州湾事件发生，康有为上《上清帝第五书》，指出光绪皇帝再不变法，国家将面临亡国之祸：“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对于冒犯刑诛的《上清帝第五书》，无人敢为代递。这时李端棻挺身而出，欲联络九卿上折支持康有为上书，但九卿中无一人敢联名，李端棻最后决然一人上折，大言维新变法。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应诏统筹全局折》，请求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递交总理衙门后，立即引起了“京朝震动”。而此时原本策划荐举康有为的帝师翁同龢发生了动摇，对于康有为提出开制度局的变法主张，翁同龢表示极其反感，并最终放弃了保举。直到3月11日，此折才呈到光绪皇帝手中，谕令议决，但最终被奕劻等守旧大臣否决。不开制度局，维新派就不能掌握变法的领导权，新政则难以推行，变法将会层层受阻，处于严重的危机中。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作为支持维新变法的唯一中央大员，李端棻毅然坚持对康有为的荐举，条陈具体变法事宜，这对于平衡当时变法的形势，改善康有为等人所处的不利地位，无疑起了关键的作用，同时，李端棻的此举增强了光绪帝重用维新派将变法进行到底的决心。李端棻始终如一地荐举康有为，其原因在于他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维新变法事业，时刻关心变法的荣辱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