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锐
范锐当永利碱厂生产正常,营业扩展,有了盈余之外,又满怀热情的继续发展民族化工业,1930年想建设中国的硫酸产业.
当永利碱厂生产正常，营业扩展，有了盈余之后，范旭东又满怀热情地继续发展民族化学工业。
从1930年起，他就想建设中国的硫酸产业，他向南京实业部提出报告，希望财政拨出2000万，600万办碱厂、800万办硝酸厂、600万办硫酸厂。然而，政府给出的批复公文却句句空话，无一实施，让他的指望完全落空。后来3年，他奔波于各家银行之间，竭力融资促进这个项目，终于在1933年获准成立南京厂，设计能力为年产硫酸铵5万吨。1937年2月5日，南京厂正式投产，生产出了第一批国产的硫酸铵。硫酸铵可以生产硝酸，制造炸药。当时国事已剑拔弩张，消息发布，国人为之一振。
1930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将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时，制订了所谓十项实业计划，其中有办硫酸（即硫酸铵）厂一项，并于1931年成立中国氮气公司，负责筹备此事。消息传出，英国卜内门公司和德国蔼奇颜料工业公司表示愿与中国合办硫酸铵厂。但在商谈中，他们先说中国不必办厂；继而又提出如果“合作办厂”，在12年内中国政府不得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四川8个省与其他公司开设新的硫酸铵厂；还坚持中国氮气公司的硫酸铵产品均由英、德两公司组织联合包销。因条件苛刻，商谈破裂。
范旭东耳闻目睹商谈经过，更增强了独办中国硫酸铵厂的决心，表示一定要把这一实业办成。他取得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国银行、中南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支助，加上永利制碱公司积累的资本，于1933年11月22日呈请实业部备案，自办硫酸铵厂。同年12月8日，经当时的行政院会议批准，于1934年3月，将永利制碱公司更名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
范锐新办厂定名为南京铔厂（以后通称永利宁厂），设计能力为年产硫酸铵5万吨。
为了勘测厂址，范旭东亲自率队先后考察过湘潭、株洲、马鞍山、上海，最后选择了南京长江北岸江苏省六合县的卸甲甸。1934年7月，永利宁厂开始在这里平整土地，修马路，造码头，建厂房。鉴于过去建设碱厂的经验和教训，范旭东与侯德榜决定:范在国内掌管全局，侯在美国负责选择技术，订购设备，组织设计。同时选派一批技术骨干随同侯德榜去美国办理有关工程技术事宜，并到同类工厂实习。所有对外的合同都委托纽约华昌公司李国钦为代表出面签订。为了节省投资，不引进成套设备，只择优关键单机，如煤气炉、合成塔引自美国，高压机引自德国。
至于辅助设备，多是从国外拍卖市场处理品中挑选来的。凡在国内、厂内能制造的机器设备，均自己解决。这座工厂，包括硫酸、合成氨、硝酸、硫酸铵及硝酸铵等生产部门和许多辅助生产部门，经过土木建筑、设备安装，单体、联动、局部、全部试车后，于1937年2月5日投料生产，一次成功，生产出了第一批硫酸铵。像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联合企业，能在30个月的时间里顺利投产，令国人为之振奋。范旭东在《记事》的日记里写道：“列强争雄之合成氨高压工业，在中华于焉实现矣。我国先有纯碱、烧碱，这只能说有了一翼；现在又有合成氨、硫酸、硝酸，才算有了另一翼。有了两翼，我国化学工业就可以展翅腾飞了。”
1937年7月底平、津相继沦陷。在日本侵略军进入天津之前，范旭东下令永利碱厂和久大盐厂职工停产疏散，仅留永利碱厂厂长许滕八、久大盐厂厂长彭九生等少数人护厂。连云港久大大浦分厂和青岛永裕盐业公司也按范旭东通知事先撤离。南京沦陷前夕，永利宁厂投产仅9个月，也按范旭东安排停产，职工向长江上游撤退。
范旭东呕心沥血，费尽周折，获得盐务局批准，在自流井创办久大川厂
天津、塘沽、南京的相继沦陷，给范旭东创办的实业，给我国刚刚起步的化学工业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但是，范旭东对发展化学工业的决心毫不动摇，又坚持在大后方重建自己的事业。“七·七事变”后不久，范旭东就派李烛尘等人在重庆市设立了久大和永利两公司的华西办事处，接待两公司陆续到川人员，并选定四川腹地的自流井和犍为县境内五通桥盐区附近的老龙坝，作为两厂在后方建厂的基地。范旭东呕心沥血，费尽周折，获得盐务局批准，在自流井创办久大川厂；获得当地盐商同意，购进他们的卤水，利用当地的天然气，用平底锅熬制精盐；利用卤水所含杂质提取副产品，其中包括硼砂，这是海卤中所没有的。
1938年，《大公报》汉口版专电报道了久大川厂建成投产的消息。久大川厂投产，不仅使久大撤到四川的职工得以就业，又解决了邻近诸省的用盐问题，甚受重视。开始，该厂所产精盐系结晶颗粒，非用麻袋包装不可，不如当地土产的块状盐巴，无需包装，可用肩挑或牲口载负，运输简便，途耗少，更优越。为了便于散装运输，久大技术人员装设了若干台水压机，将精盐颗粒压成5公斤1块的盐砖，从此久大的精盐畅销四川、贵州，而且长期运到湖南沅陵、常德一带销售，为湘鄂人民解决了因海盐中断而缺盐的困难。久大川厂自己设有机修厂和发电厂，还利用附近糖厂榨糖后余下的母液发酵和精馏，制成动力用的酒精，作为本厂汽车运输的燃料。凡此种种措施，都为久大在四川立足创造了条件。
永利川厂设在五通桥老龙坝，规划占地近千亩。为少占良田，只将仓库与发电厂建在平地；职工宿舍建在左边小山丛林中；并将大部分山地开成山洞，准备将重要车间置于庞大的山洞中，以防空袭。由于四川井盐成本远超过海盐，制碱需要采用原料利用率高的方法生产才合理。
范旭东积极支持侯德榜等人研究新的制碱方法，将新法命名为“侯氏制碱法“
1938年，范旭东曾委派侯德榜带队赴德国考察，准备购买察安法专利。对方提出种种辱国条件故意刁难致使谈判破裂之后，范旭东积极支持侯德榜等人自行研究新的制碱方法。经过艰苦努力，1941年研究出融合察安法和氨碱法两种方法、制碱流程与合成氨流程两种流程于一体的联产纯碱与氯化铵化肥的新工艺，并于1943年完成了半工业装置试验。
当时，为表彰侯德榜的功绩，永利公司决定将此新法命名为侯氏制碱法。此方法的成功，正如该厂致侯德榜的贺电所说：“积二十年深邃学理之研究与献身苦干之结果，设计适合华西环境之新法制碱，为世界制碱技术辟一新纪元。”联合制碱工艺的成功，使范旭东欣喜万分，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在川西创办新碱厂的信心和决心。他曾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向国民参政会和社会各界广为宣传，争取支持，募集资金，争取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建厂计划。
1940年春，他经香港、菲律宾到美国旧金山采购工厂技术设备和深井工程器材，办理通过中缅公路线运到四川的运输事宜。他先后购买了货运卡车200辆，除运输永利川厂所需设备器材外，还承担了抗日时期部分军需物资的运输任务。范旭东在美期间，还参观了碱厂和一些化工厂、石油钻井工程及中小型煤矿。
回国后，他亲自指挥艰巨的运输工作，处理永利川厂筹建中的重大问题。为了解决永利川厂用煤问题，他根据地质资料，在厂址范围内，自办了一个半机械化的煤矿，投产后可日产煤50吨。不久，日本侵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中缅公路中断，中印公路勉强通车后，也只许用于军事物资的运输。永利川厂的部分器材由美国运到印度后，都难于运回国内。其余有的推延了交货时间，有的干脆取消合同，停止发货。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永利川厂只好停下联合制碱新工艺的工程建设，转而利用已有的厂房的设备器材，以邻县乐山、夹江等地的芒硝为原料，改用路布兰法生产纯碱，渡过难关，直到抗战胜利。
范锐在创办实业的同时,积极提倡科学救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积极参加和支持科学研究工作.
范旭东在创办实业的同时，积极提倡科学救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积极参与和支持科学研究工作。
早在1922年，他就创办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把久大、永利两公司给他的酬金用作该社的科研经费。这是我国第一家专门的化工科研机构，也是他自喻为毕生创办的第三件大事业。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前身为久大塘沽盐厂的化验室，开始主要利用精制食盐余下的卤水制取硫代硫酸钠，以及生产咸味刷牙水和漱口水等，后来又利用永利碱厂的副产品生产碳酸钙、碳酸镁。它出产的明星牌牙膏（也带有盐分），在抗战前后一个时期内独步市场，风行一时。
范旭东创设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宗旨和目的，不仅为本企业的生产服务，解决制盐和制碱中的一些科研问题，而且培养造就了一批化工科技人才，为振兴我国的化学工业服务。他曾提出：“黄海应该是我们的神经中枢。他不属于永久两公司，而是与永久两公司平行独立的化工研究机关”。
他聘请并全力支持获美国哈佛大学化学博士学位的孙学悟主持社务。范旭东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研究方法，通过孙学悟和全社员工的不懈努力，黄海开创了我国无机应用化学、有机应用化学及细菌化学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科技成果，写下了化工科研史上光辉的一页。黄海与永利、久大联合组成的“永久黄集团”还创办了《海王旬刊》，该刊在范旭东的主持下制订了“四大信条”：
一、在原则上绝对相信科学；
二、在事业上积极地发展事业；
三、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大局；
四、在精神上以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
从1928年至1949年，《海王旬刊》累计出版600多期，范旭东先后亲自为该刊撰稿逾百篇。永利、久大两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数千名职工在“四大信条”的鼓舞和鞭策下，为发展我国的化学工业和科学研究事业迈出了坚定的步伐，其中范旭东不愧是实践这些信条的典范。
范旭东本着“以能为社会服务为最大光荣”的信条，抗战期间还创办了中国工业服务社。
他亲自为该社拟订章程，规定其宗旨是：“协助有志兴办工业的团体或私人，为其提出的工业生产项目，共同进行调查研究，如资源、厂址、技术工艺、设备要求和投资计划及市场需要等。”一经委托和受托双方取得协议，即由该社提出建设方案和工程计划，从永利、久大、黄海等单位中抽调人员协同委托单位实施。这个服务社刚刚办起，就与四川省南川县的一煤矿签订合同，派永利的黄汉江前去帮助该矿把生产搞了上去。这也是我国化工科技咨询服务工作早期的一次成功范例。
范旭东十分热衷于学术活动和教育事业，曾担任中国自然科学社理事达30余年，曾受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聘请担任评议员达10余年，曾被推选为中华化学工业会副会长、中国化学会副理事长。他还继兄长范源濂之后担任过中华书局董事，对出版事业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他还是天津南开大学和湖南私立隐储女校的校董。他对南开大学化学系和经济研究所捐赠过奖学金，以鼓励优秀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