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在一本影视艺术鉴赏学的教科书上看到介绍说巴赞在《乡村牧师日记》与罗贝尔布莱松的风格化这篇长文中论述了小说与电影的关系，我就屁颠儿屁颠儿地找出书架上那本蒙上灰尘的《电影是什么》来拜读这篇文章。
是真正的拜读，我最后败给巴赞了。我只能说我从未适应过巴赞的那种调调，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我恨得牙根痒痒，忖道，好你个巴赞，你真是活该！我以后要把文章写成你那样，我也活该蒙灰尘！
那么不让巴赞那高深莫测的理论先入我为主倒也好，我正好可以自己发掘。大概是从李碧华，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开始，我就习惯先读小说再看它的改编电影。这个名单可以列出一长列，但正如那些恶毒的影评指南威胁的，我乱打三年，也未成拳师，正好落入钱钟书那喜欢用比喻的厮的尴尬讽刺：欣赏艺术儿不懂鉴赏，恰等于皇帝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机会！
面对如此恶毒的诅咒，我除了拒绝去参观某天在美术学院的抽象绘画艺术展外，却也只能忍辱负重地像个太监似的在那些女人身上摸索，你可以将之看作是猥亵。
这次猥亵的对象是莫言。张艺谋的《红高粱》。
在我对电影发生兴趣时，功成名就的张艺谋却已在他的艺术探索的路上，越走越偏，差不多沦入唯漂亮主义的可耻境地；而莫言这个山东高密的可爱老头还在他的东北乡笔耕不辍（按：他的《生死疲劳》我还在读）。
先说小说，1986年的小说，我可以拿它来跟《檀香刑》作个比较。我实话实说，《红高粱》没有《檀香刑》精彩。倘要拿出莫言是中国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家的证据，《檀香刑》更加合适些。不过作为莫言高密东北乡世系中抗日战争的那部分的《红高粱》在精神气质上与清末时期的《檀香刑》是一脉相承。
莫言在写高密东北乡这片他所钟爱的热土时是倾注了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写拉丁美洲的百年孤独时相等的感情的。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是一群真是可爱的人。尽管莫言用上了怪力乱神的笔调，但在写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和遭遇时都是围绕着一个不变的主题的，我要说，那就是对生命的礼赞，没错，这点被经常运用到描述张艺谋在这部电影中的成功，但这不是张艺谋自己的东西，而是小说中的东西。莫言写的东北乡是生机勃勃，生生不息的，那种洋溢在文字中生命的张力使得那些魔幻笔法真是可触。
而莫言的语言则是完全的乡土特色，很好辨认：他在《檀香刑》里写不同人物的的视角，简直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尤其是写女性身份的孙眉娘，那当真是神来之笔。而比较下来，《红高粱》里通过我来旁白叙述的这个故事中我奶奶（小说里提到叫戴凤霞，电影叫九儿）就逊色多了，其实这两个女性角色是很有可比性的，她们是莫言小说中理想女性的代表，她们追求真正的幸福（通过性福表现），而不惜背叛自己的社会性别，她们是雷同的，但孙眉娘明显更有光彩。
关于这种女性角色有一点很有意思，她们在小说里虽遭社会舆论伤风败俗的非议，但未因此受到任何伤害，仿佛这高密东北乡只有缠小脚这个封建陋俗似的。这可以看出莫言对自己家乡的感情来了，显然这是莫言主观上的东西。
砰砰砰---随着几声枪声，到下了一只红狐狸。猎人走过去，突然那红狐狸说话了：救救我，只要你把我放了我会答应你三个愿望。好心的猎人放了红狐狸。
憨厚老实的猎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妻子，没想到妻子把猎人臭骂了一顿：你傻呀，它不是说可以答应你三个愿望吗？你怎么不说呀!猎人没办法只好答应妻子。第二天，猎人把妻子带到那天放红狐狸的地方，果然看到了红狐狸。妻子一见到红狐狸就说：'快把我变成最有钱的人。'只见红狐狸摇了摇尾巴,破烂的小草屋变成了华丽的城堡。猎人和妻子穿上了华贵的衣装，一切都变的尊贵豪华......妻子又说：再把我变漂亮一点!红狐狸又摇了摇它的尾巴。妻子脸上的皱纹没有了，皮肤也变得很光滑。还有最后一个愿望。猎人说：我想要一把新的猎枪!妻子骂道：你个笨蛋，怎么能说这么简单的愿望!又对红狐狸说：我的最后一个愿望是你永远都听我的话。红狐狸听了，无奈地摇了摇头。头也不回的跑回了树林里。等回到了家里，一切都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然后又听到红狐狸说：你们的贪婪心太重，我是不可能给你们实现愿望的!话音未落就听见妻子嚎啕大哭起来，说：我以后再也不贪心了,一定会脚踏实地的靠自己!
初三:王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