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江门市会城三联学校中考语文模拟考试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文后题目。
我和父亲的“战争”
我5岁，他29岁。
有天我哭哭啼啼地跑回家，边抹眼泪边对他说：“我要改名字，我的名字不好听，而且班上有个小朋友的名字跟我一模一样。我讨厌!”
“名字是你爷爷取的，怎么能说改就改？不行！”他的态度坚决，脸色铁青。我是这个大家族唯一的女孩，爷爷很宠我，名字当然也是爷爷包办的。
我开始哭闹，可是他无动于衷，根本就不理我。我不得不拿出我的杀手锏——不吃饭。我心里盘算：坚持绝食，直到他答应为止。果然，第三天，他宣布，为我改成单名“廖夏”。我高兴极了。我已经饿了两天，如果他再不做出反应，我真不知道该怎么下台。
我16岁，他40岁。
某天吃晚饭时，我小心翼翼地对他说：“我不要去上高中，我要上职中。”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我的三魂六魄都吓掉了一半。我不敢抬头，只顾低着头往嘴里塞饭。我知道一场“大战”即将拉开序幕。
“谁唆使你去上职中的？你眼里还有父母吗？这件事到此为止。如果你敢再提，我就揍你。还有你。”他指着我那上小学六年级的老弟，接着说道：“别学你姐，脑子糊了，进水了，好不容易考个好的高中，居然不想去上。”
“ 有我什么事，又不是我。”老弟嘴里嘟囔着。我朝他做了个鬼脸。
这一次，我的抗争以失败而告终。
我19岁，他43岁。
黑色的七月终于过去了。走出考场，我长吁一口气。接下来是填志愿。因为这件事，我和他又昏天黑地地吵了好几天，互不相让。我想去外省上大学，脱离他的控制。他则希望我在省内上学，理由是女孩子离家近点好。
在那几天，我们见面就斗嘴。后来弄得老妈都烦死了：“你们再这样，就给我到大街上去吵。”我们只得马上闭嘴。
到了填志愿的那天，他跟着我去了学校。一到学校，他就不见人影，后来我发现，他和我的班主任在一个角落里嘀嘀咕咕。再后来班主任找我谈话，说我报省内那所知名大学的中文系是最保险的。我晕倒!班主任居然被他收买了。
这一次我又以失败告终。不过后来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我23岁，他47岁。
我刚刚遭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但我最终失去了我的爱情。那段日子，我不吃不喝，不和任何人交流，人瘦了一大圈。家里再也听不到我和他抬杠的争吵声。
有天深夜，我感觉有人进了房间，他坐在床边，帮我把被子盖好。“孩子，我知道你心里难过，看见你这样不吃不喝，我更难过。从小到大，我都希望把你培养成一个自尊、自爱，自强、自主的女孩子。”他顿了顿。接着说，“你知道我和你母亲是多么心疼你、担心你吗？忘掉以前的一切，重新开始，一定会有更好的，更适合你的人在等着你。”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话，那声音明显苍老了很多，没了平时的霸道和强势。说完，他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就出去了。我感觉到他在抽泣。
那夜，我哭得好伤心。
第二天，我开始出现在饭桌上，依然和从前一样挑三拣四，但这回他没有指责我。我悄悄地瞥了他一眼，看见他脸上闪过一丝笑容。
现在，虽然我离家在外工作，但我们的“战争”却依然持续着。只不过，现在我们不是面对面，而是靠一根电话线维系着“战争”。我依然喜欢和他抬杠；喜欢挑他写的工作报告中的毛病；喜欢在做错事情后先死不认账，然后道歉；喜欢和他煲电话粥，一煲几个小时；喜欢在某个深夜发条信息给他，上面只有五个字：“老爸，我爱你。”
我心里清楚，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好，他就像一盏航灯永远守候着我这艘航船。我一天一天地长大，老爸一天一天地变老。都说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我希望自己能成为老爸最最贴心的小棉袄。

朗读的童年记忆

莫言

今年二月初，在故乡的大街上，我与推着车子卖豆腐的小学同学“矮脚虎”方快相遇。其实他的腿并不短，但不知为啥得了这样一个外号。他满头白发，脸膛通红，说起话来有嗡嗡的回音。他自小身体健壮，力气超出同龄孩子许多。班里的男生，几乎都挨过他的揍。我也挨过他的揍，原因好像是他向我借五分钱而我没钱借给他。当我哭着去向班主任告状时，那位很“奇葩”的老师说：“活该！他怎么不来打我呢？”

方快叫着我的乳名，骂我闯富了就忘了老同学。我说：“矮脚虎啊，我都六十多岁了，你就别叫乳名了吧？”他说：“你想让我叫你什么？叫你莫言？呸！”

我递烟给他。他伸出沾着豆腐渣的大手接过烟，看看牌子，放在鼻孔下嗅嗅，然后夹在耳朵上，说：“工作时间，不能吸烟。”

与方快分别后，我想起好多与他有关的事：他自己给自己拔牙的事，他与人打赌吃了四十个红辣椒而赢了一包香烟的事，他在草甸子里追赶野兔子的事，他扛着一台重达三百多斤的柴油机在操场上转了两圈的事，还有这件我马上要写的与朗读有关的事。

方快是十分调皮捣蛋的学生，但他家是我们村里最穷的贫农，他父亲是贫农主任。平心而论，方快是很聪明的，他六十多岁了还靠妻豆腐为生，只能说他没碰上展露才华的机会。他在大街上当着很多晚辈的面喊我的乳名，就说明他对我不服气。我获奖后有一位记者采访他，他叫着我的乳名说：“他呀，根本不行！朗诵课文，他不是我的对手；背诵课文，他不是我的对手；写字，他也不是我的对手；摔跤？我捆着胳膊也是他倒地……”

我们那时上语文新课，总是先由老师朗读一遍课文。我们的语文老师是我们学校唯一用普通话讲课的老师。他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在当时的小学老师里算是高学历，那时他不过二十出头。我们那地方的人对说普通话的人有两种态度：如果你是外乡人，或是县里的干部，你讲普通话，大家都很钦佩；如果你是本地人，出去上了几天学或当了几年兵，回来就说普通话，那就会成为被嘲讽的对象。

我当兵回乡探亲时，母亲听到我的口音里有些外来的腔调，便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不要撇腔拿调让邻亲百家笑话。在这样的社会风气影响下，我们对用普通话讲课的语文老师也是从心里鄙视的。只要他一用普通话朗读课文，读到那些与我们家乡话发音明显不同的字眼时，我便感到脊梁沟里阵阵冒凉气，身上的汗毛根根竖起来。在强大的习惯势力压迫下，我们的老师还能坚持用普通话讲课，现在回想起来，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老师周普通话朗读一遍之后，便让我们跟着他读——我们当然不用普通话一一一先是一句一句地读，然后是一段一段地读，最后是通篇朗读。我们通篇朗读时，老师提着教鞭在教室里转悠，辨别着我们发出的声音里，是否有对课文的故意歪曲，如有，他就会用教鞭抽打——其实也不是真打，只打到略有痛感而已。方快是挨教鞭抽打最多的。

有一天中午，方快带着我们去田野里提了几十只青蛙，用瓦罐提到教室里，放在脚下。那天下午要上新课——《青蛙》。老师带领我们朗读课文：

“每到黄昏，池塘边上会有一只老青蛙先发出单音的独唱，然后用颤音发出一声短呜，接着满塘的蛙便跟着唱起来。呱！呱！呱……”

我们从来没像这次朗读这样兴致勃勃，这样卖力，这样愉快，这样充满期待。我们一边朗读一边偷眼看着方快，他的脸膛红扑扑的，脸上洋溢着喜气。他从来都是朗读的捣乱者，但这次成了领读者。他的嗓音洪亮，富有韵味，而且，他使用的竟是普通话，连老师也用讶异的目光看着他。这时候，我看到他用脚踢倒了瓦罐，几十只青蛙争先恐后地跳出来。伴随着女生们的尖叫和男生们的怪笑，那些青蛙在教室里蹦跳着。我们看到老师变了色的脸，我们听到教室里只有方快一个人还在朗读。

我们原以为老师会跟方快决一死战，但没想到在方快响亮的朗读声中，老师蜡黄的脸渐渐变得红润起来。我们老师是一个有酒窝的男人，他的脸上一出现酒窝，我们便知道他笑了。

方快停止了朗读，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对老师傻笑着。老师响亮地拍着巴掌，连声说：“好！好！好！太好了！”

此后不久，方快便当了我们班的学习委员，之后又当了班长，他成了好学生，成了老师的骄傲，成了后进变先进的典型。他参加全县小学生朗读比赛，获得第三名，一时声名赫赫。在他面前，似乎铺开了一条撒满花瓣的道路。如果不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时候，他的父亲被查出有“历史问题”，那么他很可能会成为我们高密东北乡一个杰出人物。当然，现在也不能说他不杰出——他家的豆腐做得很好，供不应求。

我应该是方快引发的朗读热潮中涌现出来的又一个典型。我们朗读，我们背诵，我们把语文课本一字不漏地从头背到尾。我们班的同学一大半达到了这水平。与此同时，朗读也使我们的写作水平大大提高，因为，我们在朗读中获得了语感。

小学五年级，我与方快都辍了学。方快力气大，加入成年人的行列去干活，挣整劳力工分；我无奈，只好去放牛，挣半劳力的工分。与大人们在一起干活，那是相当热闹的，干活的时间不如休息的时间长，休息时讲故事、摔跤、打打闹闹。方快有摔跤天赋，好多成年人都是他的手下败将。有一年在胶莱河水利工地上，方快打擂台，连摔十八位高手，一时“矮脚虎”名声大振。但那时我已经到棉花加工厂工作去了，没能亲见盛况。放牛确实不要耗费太多体力，但寂寞难熬。当牛在草地上吃草时，我便大声地背诵学过的课文，包括那篇《青蛙》。

题目：最爱
要求：

①除诗歌外文体不限；
②文中不得出现真实的人名、地名和校名；
③不少于6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