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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气太重有辱大学“斯文”

官气太重有辱大学“斯文”

与以往一样，李培根最后的离任演讲同样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他坦陈有许多“遗憾”，但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校园里“官气太重”。

官气太重有辱大学“斯文”

在结束长达九年的校长职务之际，道出了自己曾经想说但未曾来得及说的“心里话”，李培根显然是动了心思的。微妙的时机，逼真的声音，隐隐地指向我们时代的教育疼痛。

一个弘扬文化与道义的地方，却在不断地制造着自己并不擅长的“官文化”，多少让人唏嘘不已。倘若一所大学的校长书记喜好书法，接下来许多下属院系和处室的领导办公室里，也多了笔墨纸砚，他们也开始学着舞文弄墨。类似这样极具仪式化的“献媚”细节在大学校园里并不鲜见，而且裂变出各种奇怪的图景。李培根校长是局内人，也是明眼人，难怪他会说“有的人风骨全无，媚态几许”。

当大学的“官气”太重，大学便衍生了许多新的“游戏规则”。大学管理到底是行政权力说了算，还是学术权力说了算，二者似乎总是暧昧地纠缠在一起。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理应代表教授声音，但目前“局面”基本被院长把持。诚然，院长的学术能力不容质疑，但这种不成文的“安排”同时也制造了一个不成文的逻辑：要想进入学校决策层面，“当上院长”似乎是发出声音的“必经之路”。这无疑催生了学者对行政职务的“浓厚兴趣”。

许多学者通过获得行政权力来“反哺”学术声誉，这是当前中国大学奇怪而又逼真的“文化”写照。学者一旦成名，往往会本能地在行政职务上谋个“一官半职”，而那些流传甚广的“江湖恩怨”大多与此有关。我们当然可以批评他们缺失了学者应有的高贵和斯文，但制度设计层面的行政化管理生态更是难逃其责。许多大学的引进人才“待遇”便是给其行政职务，这无形中助长了大学治学的傲慢姿态和浮躁之风。

在由行政权力“做主”的游戏漩涡中，往往会引发一系列令人心寒的人才流失问题。“官气”跟一个地区的观念状况和经济程度有关。许多学者“孔雀东南飞”，有人是为了圆自己的学术理想，有人“说走就走”还不是因为官场“失意”?

大学是重铸人文信仰之地，这里毕竟有其不同于“官场”的足够理由。一个官僚之风“浓厚”的大学，难道不会潜移默化地改写学生们的认知、思维及其社会化过程?难道不会使学生在迈入社会之前就已经变得精明、世故、精于算计吗?给学生最纯真的斯文和信念以及最坚定的学术理想和批判精神，这是大学之道的一部分。然而目前“官气”太重的大学如何给出这份承诺?

争论了那么多年，是时候重提大学的“去行政化”问题了。世界一流大学都秉承以“自主办学、学术独立、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为特征的现代大学制度。这一制度能否在中国落地生根，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当然，除了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以外，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捆绑”是否也应该有所“松动”?

李培根的离任演讲令人深思，希望多年以后，在下一任校长的离任演讲中，不单单是“我看到了，却无良策”之类饱含深情的歉意，而更多的是告诉世人在消灭“官气”问题上完成的一些具体的推进工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简称中国科大，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由中国科学院直属，中央直管副部级建制，位列A类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211工程、985工程，首批20所学位自主审核高校之一，入选珠峰计划、111计划、2011计划、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接收院校，九校联盟、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环太平洋大学联盟成员，是一所以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为主、兼有特色管理和人文学科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58年9月创建于北京，她的创办被称为“中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建校后，中国科学院实施“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汇集了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赵忠尧、郭永怀、赵九章、贝时璋等一批著名科学家，建校第二年即被列为全国重点大学；1970年初，学校迁至安徽省合肥市，开始了第二次创业；1978年以后，学校创办少年班、首建研究生院、建设国家大科学工程、面向世界开放办学等新举措；也是唯一参与国家知识创新工程的大学。
截至2018年6月，学校有20个学院（含6个科教融合共建学院）、31个系以及苏州研究院、上海研究院、北京研究院、先进技术研究院、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等；有12个国家级科研机构、4个国家重点科技基础设施和55个院省部级重点科研机构。